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经常项目盈余的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提出“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专门用来指称单个或某些国家的贸易赤字较大,而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别国的现象。这其中,美国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间经常收支的不平衡问题,历来是这方面一系列观点和诸多研究的焦点。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由于国际范围内产业分工和资本流动等的不断加剧,无论是从单个或者某些国家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还是从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角度,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向来都是比较显著的,而且这种不平衡性也历来是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不断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在当今世界,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生活差距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摆脱贫穷和疾病的人口也日益增多,但是围绕着教育、科技和气候变化的“新一代不平等问题”也日渐浮现出来,包括金融与经济发展在内的诸多全球失衡问题,也依然有待更多和更大的全人类共同努力。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加之俄乌冲突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从最初的多国相关应急物资迅速告急,到后续的“病毒关税”和全球产业与价值链的部分重构,绝大多数国际机构和权威人士都不得不承认,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已经是在所难免。后疫情时代,尽管由于受疫情影响的时间、范围和程度等有所不同,各国经济摆脱衰退和实现复苏的步伐也必然不尽相同,但是除了对居民消费和经贸往来等造成直接的冲击,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暴露出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例如,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低收入国家的大宗商品出口受到了严重影响,国际范围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的受阻,必然会对这些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抑制效应;同时,受疫情的阻隔,各国间的正常经贸往来被延误甚至隔断从而造成成本骤升,这就如同被新冠病毒施加了额外的“关税”,附带也影响和改变了原有的供应链体系。为此,结合原有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来看,疫情背景下的市场、消费与投资格局的诸多变化,不仅加剧了原先就已存在的“马太效应”,而且也使得国际储备供求关系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问题都变得更加趋于复杂化。所以,无论是从长期的固有失衡局面,还是从短期受新冠疫情冲击和影响的角度,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与调整进行深入探讨,对其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进行科学分析与合理预测,尤其是对我国应当在内外部调整和具体应对选择上进行系统研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兼具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大现实课题。对新形势下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与影响,以及中国的基本政策选择,进行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有关全球经济失衡及其成因与影响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同时也必然有助于相关经济体厘清失衡状态及其持续性等关键,进而经由发展模式和相关政策的调整去改善其因应策略。依照所设定的主题和研究对象,本文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等相关基本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进展。这部分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主要在于通过界定相关基本概念和系统归纳国内外研究进展构建研究基础和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在相关基本概念界定方面,除了首先对“全球经济失衡”这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之外,还要对“国际货币体系”、“经常账户与对外贸易”和“美元本位与美元霸权”等重要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兼顾全球经济失衡的内涵与外延,初步勾勒出本文研究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范畴与话语层次。在国内外研究进展方面,本文主要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演进过程、特征、成因和影响等,展开梳理与归纳并予以简要评价。二是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演进过程和基本特征的分析与研究。这部分实际上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的,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演进过程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特征研究。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研究过程方面,本文对其进行了阶段划分,即主要是依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美国主导的两次全球经济失衡,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通过对比更早时在英国主导之下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看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美国自身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及其在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特征方面,本文在这部分主要是抓住了经常项目的两极分化、美元流动性和美元霸权、国际分工与产业格局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为此,这部分研究为后续的成因与影响分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三是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成因和持久性的分析与研究。对全球经济失衡基本成因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和发展动向的基础和关键。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全球经济失衡主要就是世界经济、贸易和货币金融等领域的格局失衡,究其原因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进行深入解析。本文研究主要是从市场、制度和现行格局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中市场方面主要是生产要素流动与国际分工,制度方面则主要是归结为美元地位与国际货币体系,而现行格局上则主要是把握住了国际经济秩序在各种冲击之下的变化情况。从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情况来看,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变化显然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因,而隐藏在其中的则又包含了要素流动、技术创新、比较优势、贸易保护、经济体制、汇率政策和消费习惯等各种相互关联乃至极为不同的影响因素。最后,这部分结合基本成因分析,选择变量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持久性进行实证检验。四是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对世界经济及中国的影响与挑战的分析与研究。这部分研究既是承接以上有关演进过程、特征与成因研究的必然,同时也是本文研究承上启下的主体内容之一。在这部分,本文实际上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问题:一是全球经济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体包括了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的扩大、“双赤字”与“双输出”、内部经济结构和政策的扭曲,以及美元霸权之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变化等;另一个层面则是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本文研究主要是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必要性与实际进展、汇率改革与外汇储备管理、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以及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等所带来的现实挑战。在这部分,本文研究不仅充分考虑了前述有关全球经济失衡的演进过程和基本成因,同时也更为紧密地结合了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和持久性。五是关于现阶段中国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对策的分析与研究。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并且还将带来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和挑战,而无论是从世界经济发展,还是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着眼于全球经济及其失衡状况来加强沟通协作,并依据自身实际来予以积极应对都是至关重要的。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并共同致力于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等,都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就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而言,作为一个开放水平日益提升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显然更加需要积极主动地采取能够有效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的措施。基于本文研究,这部分主要是从内部结构调整、外部结构调整、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发展等方面的应对,提出了一个基于前述成因与影响分析的应对策略框架。其中,扩大内需和夯实实体经济等内部结构调整措施是为基础,“一带一路”和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等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发展层面的应对则是增强稳定性的重要保障。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已有相关研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分析来看,多数研究往往是侧重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金融发展以及国际分工体系等某个方面,因而缺少必要的全球视角和系统观点,而本文研究所提出的制度、市场和经济结构转型三大要素可以很好地囊括前述比较零散的分析并使之系统化;二是本文依据相关的理论构建了 PANEL DATA模型和VAR模型,通过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因素,以及全球失衡对世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所得到的结果为准确把握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影响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证据,并据此基于公共政策视角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