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单位制时期,单位组织通过稳定的职场环境、封闭性高且同质性强的单位社区以及单位组织内部的“熟人社会”为其成员在风险环境中提供全方位的庇护,由此弱化体制内成员的风险感知。转型时期,市场化改革与单位制解体,使体制内成员面临新的风险类型与社会环境。风险类型包括具有特殊性的相对剥夺风险与具有普遍性的复合型安全风险。新的社会环境主要表现为:单位职场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市场资源分配机制代替了再分配;另一方面,受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竞争性的晋升机制正在形成。居住环境发生变化,单位住房福利的消解与住房市场化改革使体制内成员的居住环境从单位社区向异质性明显的社区转变。社会网络发生变化,转型时期单位组织对生活资源的垄断被打破,体制内成员的社会网络构建不再局限于单位内部,呈现出自主化与扁平化的构建趋势。整体而言,转型时期单位庇护逐渐消解,体制内成员在面临特殊性风险的同时也形成了一般化的风险感知。首先,职场环境转变使体制内成员面临特殊性的相对剥夺风险。转型时期体制内的职场环境发生改变。市场资源分配机制的形成意味着岗位权力的作用空间开始收缩,使单位制时期的权力拥有者在新的职场环境中面临地位落差,形成相对剥夺风险。受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单位内不同岗位的晋升都以满足更高的岗位要求为一致趋势,体制内形成竞争性晋升机制,对这一新的晋升机制的不适应亦会造成体制内成员的相对剥夺风险。质言之,转型时期资源分配制度与单位晋升制度的转变重塑了单位内的职场环境,新职场环境中的地位落差与适应困难造成了体制内成员的相对剥夺风险。其次,当前风险环境中,体制内成员除了面临特殊性风险外,还面临具有普遍性的复合型安全风险,并从中观风险感知方式与微观风险感知路径两个维度形成一般化的风险感知过程。中观维度下,转型期体制内成员形成市场化的风险感知方式。单位制解体与住房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市场成为住房获取的主要渠道,单位制时期社区的封闭性与同一性被打破。社区间与社区内的分化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市场分配秩序,体制内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致,在市场秩序中进行阶层定位。受复合型安全风险传统性特征的影响,安全风险的分配、判断与阶层地位相适应。质言之,市场转型背景下体制内成员受市场阶层秩序的影响,通过社区间与社区内的住房状况差距,对自身进行阶层定位,并由此判断所面临安全风险的多少,形成市场化的风险感知方式。微观维度下,转型时期体制内成员形成个体化的风险感知路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认为个体的风险感知路径包括风险信息的获取与解读,个体对风险信息的解读又受到资源占有与情感支持的影响。社会网络通过信息传递机制、资源获取机制以及情感支持机制塑造了个体的风险感知路径。转型时期,单位对生活资源的垄断与空间上的封闭性被打破,体制内成员的社会网络构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呈现出自主构建的个体化趋势。由此形成转型时期体制内成员对复合型安全风险的个体化感知路径。就理论意义而言,本研究与单位制理论进行对话,以转型时期体制内成员面临的职场、社区以及社会网络环境变化为出发点,提出转型时期体制内成员面临特殊的职场风险、形成市场化的风险感知方式并且构建了个体化的风险感知路径。此外,还将风险社会、风险文化以及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理论置于我国的风险环境中进行重新讨论与补充。从风险类型出发,“风险社会”提出的现代性风险只是当前我国安全风险具有的特征之一,受“压缩现代性”发展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安全风险即具有传统风险的特征,也具有现代风险的特征,整体形成复合型安全风险。此外,新旧制度转换的张力还造成体制内成员特殊性相对剥夺风险的形成。就风险感知而言,“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关注群体文化及个体境况对认知方式的形塑,以及由此对风险感知产生的影响。我们赞同认知方式对风险感知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认为群体文化与个体境况并非长期固定不变,制度变迁会更替旧有的文化与秩序,改变个体的认知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对风险感知方式与风险感知路径的探讨,应加入对制度环境变化的讨论。就现实意义而言,本文对转型时期体制内成员面临的风险类型与感知过程进行了探索,为弱化体制内成员的风险感知,以及转型时期的风险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对整体风险环境中,体制内成员能够发挥的稳定性作用进行了展望,具体包括如下三方面:第一,虽然转型时期体制内成员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相对剥夺风险,但相比体制外成员,单位组织依旧起到兜底作用,使体制内群体在整体社会流动中形成“缓冲带”。第二,市场化风险感知方式下,体制内成员相对稳定的阶层定位成为社会心态的“稳定器”。第三,综合上述两点,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体制内外的社会成员进行连接,并通过风险感知路径的形成从整体上发挥稳定性作用。就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多项式Logistic模型与多层次模型对体制内成员的岗位特征与相对剥夺风险、社区异质性与安全风险感知、社会网络与安全风险感知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从实证角度对文本提出的观点进行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