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价值链拓展渗透,国际投资自由化进程一日千里。各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涌现。但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各国开始意识到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威力。促使国际在国际金融合作与国内金融规制权方面的反思与改革。审慎例外条款作为金融服务投资自由化的安全阀和稳定器,越来越得到重视。从国际投资角度看,美国2004年BIT(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国际投资协定中首先加入了金融审慎例外条款规定,并逐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通过金融审慎例外条款来平衡投资自由化与国家金融规制主权的缔约。审慎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中逐步得到发展。审慎例外的规定保证了缔约方拥有充分的规制主权,防范日益开放的金融环境带来的风险,防止新金融服务等兴起给国内金融行业带来冲击。然而,随着国家间缔约水平越来越朝着“高标准、高规则”发展趋势,以及投资自由化在金融产业方面的深入渗透,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在适用范围、适用限制、防止滥用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具体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由于审慎原因处于动态发展状态,因此导致在适用过程中,对于审慎原因的界定难以达成共识、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的措施有些条约将其限制为“与金融服务有关的措施”增加了对金融审慎例外条款援引的难度,难以很好及时得对损耗国家金融体系的投资行为作出反应,建议更改或删除该限制、对于防滥用方面的规定,过于模糊,仍会导致许多国家利用审慎例外条款,形成国际投资壁垒,使之变相成为了一个“避风港”制度。另外,对于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国际投资仲裁所设置的特殊争端解决程序,其前置磋商程序即对于审慎例外条款援引适用问题必须先由母国与东道国磋商,其磋商后制定的报告对于投资者-国家间仲裁庭有约束力。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争端的解决,提高仲裁效率,节省仲裁资源,但另一方面仲裁前置程序带来的磋商,也使条款在信息透明度、条款的解释等方面存在相关适用问题。无论是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的规定,都体现了在投资自由化与维护金融体系安全,提高东道国规制主权之间的平衡,更好的促进金融体系投资的发展,但也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暴露了许多有待改进之处,需要进一步对此进行研究,加以完善。我国应当学习借鉴国外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合理、适当、实用的中国规则。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协定创造机会和平台。提升我国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争取规则“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