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系统包括产业子系统和地域子系统。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产业子系统表现为产业集聚、扩散和产业关联结构演进，地域子系统表现为城市化的发展。因此，就区域经济系统运行的内在机理而言，城市化过程也就是二、三产业向城市动态集聚的过程，这种集聚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定向流动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转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制度安排和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因此不同战略调控目标下的城市化类型、模式和资源配置绩效存在差异。21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快速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相关的“三农”问题、“二元结构”等问题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同时面临着制度转型、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多元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文运用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相关原理以及发展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在重新定义了产业结构及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抓住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征，以分工、集聚经济和结构高度化为切入点，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基于分工、集聚效应、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基础上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互动关联机制;分别对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全球产业重组进程中的城市空间结构分异、职能结构形成与演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立足国际比较，实证地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的初始背景、现实路径和可能走向，剖析了我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相互关联演进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二元结构转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激励。论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1、近20年，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模型，将城市产业活动集聚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较为严谨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在西方空间经济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制度背景下“追赶型”工业化战略的结果，因此不能忽视制度因素和涉及社会公平的主体间行为对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影响，只有在技术、市场和制度等层面协调二者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2、产业动态集聚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复杂的形式。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互动关联是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说明，市场一体化促进了产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形成的聚集效果又与地理区位和历史因素密切相关。　　3、分工和产业集聚固然是城市发展的必需条件，但城市化进程中要素的配置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合理化状态。如果结构扭曲且呈刚性，那么大量的资本和劳动集聚将无法实现合理配置，势必严重降低资源配置效果和集聚经济效应，甚至出现畸形城市化状态。这种状态短期内或许可以实现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但最终将会由于结构制约而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重化工超前发展战略，造成生产性要素在城市大量集聚，而生活服务设施和第三产业严重滞后的畸形城市发展格局，以及战后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没有产业依托的人口过量集聚所导致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均是这种失衡关系的典型案例。　　4、产业组织演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市空间及职能结构变动之间存在相关影响关系。如果说工业革命时期以福特制生产模式为主导的城市发展表现出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强烈的空间集聚，那么随着信息化和柔性制造模式的影响，产业的空间整合表现出现代服务业的向心集聚和传统制造业的外围扩散并存，扩散的结点由于集聚效应从而进一步吸引生产要素的集聚，推动城市体系基于中心—外围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市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只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才能提高我国城市现代生产要素的交易效率和聚集效应，优化城市功能。　　5、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重组正在改变着不同国家的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一些区位优越、聚集效应显著的大城市率先成长为全球城市网络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世界城市”，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迅速崛起。在全球化浪潮中，大城市和城市群更具备组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实力和带动本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就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国家而言，要实现城市化目标，不仅要发展中小城镇，更应考虑将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到国家城市化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　　6、城乡统筹发展是各国城市化的最高境界。正确处理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非农产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转型国家制度变迁进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已成为我国加速转型期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