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涉生命、影响人生的医学与医疗,向来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机制之一,也是任何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文化最基础的面相。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从学理到诊治方式,自有其治疗疾病的传统。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动的世界,古今中外各种观念、体制激烈碰撞。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也带来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医疗方式。借助于新奇之“技”以及奇巧之“器”,西医逐渐渗透入中国社会,并以“科学”的名义不断冲击着中国本土医学。几千年关于人体、生命的认知和疾病的诊疗习惯,忽然倍受质疑,甚至面临存续的危机。　　民元之后,西医成为体制的主流,自称“新医”,讥中医为“旧",屡屡攻击中医已无存在价值,更依恃政府发出废止之议,传统医学之生存岌岌可危。为了续统竞存,不少传统医者对医学与疾病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一面努力从传统中寻找“科学”依据,同时又面向“科学”开始革新改良,挣扎求存于变动世界之中。中医也仿效西医,以政治方式求存,以“国(医)”之名亟亟于“争权”;请愿抗争之外,复一再要求加入学校系统。　　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由传承到主动谋取对自身的管理权,甚至要求被管理,中医随顺世局的转变,实已相当彻底。似新还旧、半新半旧的传统医者,在竭力维护自身传统的同时,不得不为了传统的延续而改造传统,成为中医“一大变局”。既存研究已经注意到中西医学竞争之事,但对中医的“变局”,特别是“传统”在争议中的变动,考察仍不充分。传统中医在变动世界里面临新局的思索与挣扎、探寻与改变,进退维谷之际的曲折心态,仍需更进一步的勾沉。　　本文以变动世界里的中医群体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西方医学入华后中西医学认同的出现,以及中国传统医学在冲击下的因应。然后梳理近代中医因废止之议而反抗请愿、要求加入学校系统、争取政治权力诸事。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医之“变”,考察中医如何在竞争中渐被改变思维方式,从被动因应到主动进行“科学化”;在学理和治疗方式上,也逐渐从阴阳五行、望闻问切的“传统"中医过渡到兼有解剖、化验的“现代”中医。　　这样的根本转变也引起一些医者的担忧——中医虽然存活,但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已西医化,长此下去,这一传统会不会名还在、实不存呢。马克思早己提醒:“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反过来,一个延续的陈旧名称下,也可能隐伏着很不一样的新内涵。　　在近代中国这一变动世界中,以西方为基准的现代性(modernity)本伴随着一整套或隐或现的“新"文化观念和体制,一项在地的传统,需要何种程度的改变,才能成为可以生存的“适者”,既考验着传统自身的开放与灵动,也验证着新体制的开放和包容。民族脉络下的思想文化传统,能否通过交流与调适,与外来成分为主的现代话语形成一种在地的抟成(articulation)。变动世界里的中医,或许可以帮助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