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盛衰之际的财经官僚凭借其财经学术专业资源，为唐帝国化解中叶以来的困局，由中衰走向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出身大都不甚显赫，一般没有太大的家世背景，但却拥有较为丰富的财经专长和管理能力（包括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并因缘际会得以跻身于大唐帝国的官僚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还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现出较多共通性、具有较大承传性和延续性、并且对唐中叶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专才型财经官员集团。他们以理财求利为手段，不仅谋身，而且谋国;他们虽然凭借其聪明才智和卓尔不凡的才干，为君主与帝制国家谋取了巨大的财富利益，也为维持整个古代中华帝国的庞大体系的正常运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展现其理财手法的过程中，却也遭到了来自儒家传统价值理念的阻力，甚或打压，大多被贬抑为“聚敛之臣”。在此期间，帝王的好大喜功、儒家士大夫集团的传统理财理念、边事军费的庞大开支、社会动荡下的百姓生计，以及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内在矛盾等种种相互抵触的因素盘根错节，挤压着、同时也激励着唐代后期的理财官僚与凶险的现实处境搏斗，交织出一幅幅反映唐代政治文化的历史画卷。他们在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下，既要保住身家性命，又要达成目标，还要背负种种无奈的冷眼与骂名，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