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发展曾经被认为是逐渐接近真理的,科学的形象也与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相联系。然而自1962年托马斯·萨缪尔·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这种观念受到质疑。库恩以其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告诉人们:科学的发展根本不是一些确定知识的线性累积,科学发展是常规时期与革命时期交替进行的,科学革命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库恩在对科学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库恩的一套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时期(无范式)→常规科学时期(建立范式)→科学革命时期(范式发生动摇)→新常规科学时期(新范式建立)。在前科学时期,没有范式也没有科学共同体,当科学发展有了一定的成就,科学家们又对这些成就达成一致时,科学就进入常规科学时期。在常规时期,科学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的解迷活动,范式成为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规范与信念,这个阶段科学是积累地向前进步的。但在革命时期就不是积累的过程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反常现象增多,危机产生,范式开始动摇,科学家开始对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最后抛弃原有的范式,替换新的范式。由于前后相继的理论不可通约,一种新的世界观产生,科学又进入了常规时期。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是库恩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科学革命动态发展模式的基石范畴。范式起源于语法中词缀变化,库恩引申为包括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等在内的科学成就和科学世界观,进而推为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一整套规则、条例之类。也包括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这种信念在某个众所周知的重大科学成就之后建立发展,并成为传统,能为科学共同体成员提供把握科学对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持,在具体学科中表现为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样板。它展现了一定时期中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方法,这自然影响着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自然观和价值观。库恩在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科学革命的动态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革命主要事件就是旧范式被科学共同体抛弃,新范式在这个动荡过程中确立壮大。库恩明确了不可通约性问题:科学共同体因为社会和心理学层面造成对同一世界深化程度的不同,导致对所创立范式之间互不相容,难以互相比较。这种不可通约性使前后相继的理论不能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对范式的选择没有中立的观察可以做参考,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还是波普尔的证伪,都不能作为检验的标准。科学共同体对范式的选择受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因为范式理论中包含的非理性因素和相对主义倾向,抹杀了科学在人们心中一直以来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真理性形象。这对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造成极大冲击,也受到强烈的批判,以致他本人被斥为”科学的谋杀者”。库恩后期的研究转向语言学,为了克服范式概念的模糊性,他将范式理论发展为专业母体理论。库恩的研究视角就此发生了转变:从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角度转变为分类学和语言学角度。库恩发现:分类学层面的原因使某些词在不同理论中指称和用法并不相同,这导致一个直接后果是后继理论的研究者难以使用自己的“辞典”——对学科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去理解以前的理论,这同时也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标志。可以说,库恩在这里找到了导致相继理论间不可通约性产生存在的一个深层次的根源,他在对不可通约性问题的探讨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可以说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科学哲学的外部,这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界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库恩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效仿自然科学的可行的途径:以范式为核心的全新研究让社会学象物理学那样严密。处于研究瓶颈的科学社会学借此开辟了道路,提出一套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理论,进入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库恩的学术思想引导并启发了西方科学哲学向新经验主义的转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时代的科学哲学都有库恩理论和问题的背景,而库恩把他们直接引导到解释学层面上去了。西方科学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新经验主义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