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题为“19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再解读”，研究对象为“19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之所以定位在“再解读”，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再解读”是重新解读的意思。左翼电影批评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曾经有过的一种文化现象，从生成的当时就为学界所关注、构成研究对象，立足于21世纪的当下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新研究、继续研究的意味。第二层“再解读”是重审的意思。“左翼电影文化运动”和“左翼电影批评”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曾经是一个臧否不已的事件，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经受的时代、社会、文化影响非常鲜明，评价游移不定。电影史对这段历史也有过多种表述。因此，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评电影史，再解读其价值意义（正面的和负面的）。第三层“再解读”，就是在新的文艺思潮和新的批评语境中，努力以新的思想高度和新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特别是左翼电影批评，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电影批评理论体系。本文首先分析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探寻左翼电影批评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左翼电影批评不是孤立的文艺现象，而是有其国际大背景和国内特定的社会历史、文艺思潮构成的语境。“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产物；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其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一次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全面发展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左翼电影批评作为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先导，是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下逐步发展的。整理和分析左翼电影批评的理论资源，阐述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支撑。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左翼文艺理论以及左翼电影理论批评的翻译和引进等实践中寻找左翼电影创作和批评的思想来源。先宏观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从世界左翼文艺思潮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形成的冲击，进而引入世界范围内的“左翼电影”思潮的相关资料，如苏联以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日本左派电影史论家岩崎昶等的电影理论与实践，以及对鲁迅对岩崎昶电影的翻译与批评等重要文献并加以解读。从中可见，左翼电影批评也是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的，体现了中国电影领域“初级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左翼电影批评的主体是“左翼影评人”。作为一个“亚政治文化”群体，在左翼电影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翼影评人在“电影小组”和“影评小组”的领导下，带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革命姿态从事电影创作评论工作。他们的政治身份都是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他们手中的笔杆、开麦拉就是他们的武器。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结构中，他们公开的社会身份却都不是以政治面目出现，而是作家、艺术家、文化人。这既表明了他们的社会合法地位，又方便他们从事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左翼影评人”每一个成员都可谓30年代左翼电影文化运动中的红色战士，影评斗士，特别是夏衍、郑伯奇、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等。他们在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中是集领导者、组织者、创作者、影评人于一身的主将。左翼影评正因为他们的身体力行，他们的浴血奋战才更加辉煌。他们的业绩也就是左翼影评的历史记录。左翼影评的运行特点是，始终坚持党对电影文化的领导；以社会电影观和“武器论”思想指导影评工作；利用大报副刊和现代电影杂志为园地，以合法身份制造强大的反文化围剿攻势；集体合议与独自为战相结合的写作方式，坚持“有片必评”、“有错必纠”、“美片必批”等原则。左翼电影批评史上的论争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左翼电影批评的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论争中实现。论争集中体现在“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问题的论争，以及对形式主义、趣味主义、对好莱坞电影的态度等的争论中。论争双方是以黄嘉谟、刘呐鸥、江兼霞、穆时英为代表的“软性论者”，以夏衍、王尘无、唐纳、鲁思等“左翼影评人”为代表的“硬性论者”。论争的实质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和电影批评的话语权，而争论的过程正是中国电影革命话语初次确立、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基础建构的过程。论争中也暴露了“左翼影评人”的极端性和电影艺术理论的匮乏，在电影观念上的陈旧性、机械论、二元论的思想偏向，以及审美缺失等问题。而“软性论者”在论争中不顾当时的国族斗争需要，一味强调唯美主义电影观，娱乐电影观和趣味电影观，偏向也很明显。但是，“软性论者”对建立中国电影本体批评具有潜在的理论贡献。左翼电影批评坚持现实主义批评原则，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看到“左翼影评人”所坚持的是社会学思想指导下的电影观念和理论批评原则。“武器论”是左翼电影特别强调的社会电影观念，和革命电影论。正如同当事人（冒）舒湮所说：“首先，当年左翼电影的最值得称道的也是最珍贵之处，在它的战斗性。”“现实主义是左翼电影的革命传统。”左翼电影批评的“宣言书”是：“如其有毒害的，揭发它”；“如其有良好的教育的，宣扬它”；“社会的背景，摄制的目的，一切要解剖它”。所以，左翼影评是以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文化侵略为目标，以“真实论”为基准，以社会学分析为主要方法，形成了左翼批评的“一内容，二倾向，三形式”的范式。抵抗政治的吁求与阶级意识的确立，民族共同体想象与社群共同体整合，底层解放的呐喊与苦难叙事模式形成了左翼电影创作和批评的内部结构。左翼电影批评始终坚持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它的批评思路是政治文化与电影艺术的紧密结合。它体现的批评风格是抗敌的、阶级的、民族的、战斗的。反思和总结左翼电影批评的历史贡献及思想局限。左翼影评在贯彻电影的社会学思想，运用电影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和话语方式，参与了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在推动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型上具有重要贡献。左翼电影和电影批评所建立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当然，也要充分看到极左倾向的表现及其对中国电影观念和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左翼影评人的主要问题是过分强调电影的社会功能，而忽略了电影的本体特性；在争夺革命话语权的过程中表现出情绪偏激，宁左勿右，理论偏颇，审美缺失，思维教条，方法简单。实际上从新中国电影批评，如对电影《武训传》、《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的政治批判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以政治批判代替文艺批评，不尊重艺术规律和特性，以强权代替民主的做法。这些做法不能完全归咎于左翼批评的错误，但是，至少延伸了极端化、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思想流脉。及至“文革”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等的文化大批判，都可以找到左翼批评极端化的源头。所以，树立科学的电影观念和批评理念，广开言路，发扬民主，开展正常的电影创作和批评，对于推动中国电影多元化发展，建设一个和谐的文化生态景观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