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日本也不例外。21世纪以来，曾经盛极一时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不断削减，走向终结；而长期并未受到日本特别重视的对印政府开发援助却逐步攀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围绕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政策中的这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显然不能简单地以战略考量一言以蔽之。
　　究其实质，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就援助国对某一受援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而言，当主客观上均获益且符合国内外的社会期望时，将重点援助；当两者均不具备时，将不予援助；当经济上获益但违背社会期望时，将在利益诱导下假意回应社会期望进而逆势援助；当符合社会期望但经济上受损时，将出于照顾社会期望的目的进行少量援助且多为“面子工程”。至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所呈现的“双重标准”，正是援助国“角色平衡”的客观结果。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取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这两个阶段的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基本上佐证了“援助国角色平衡论”的适用性。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经济人”与“社会人”角色扮演逐渐失衡，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最终未能经受住“经援政治化问题”的考验，从不断削减走向了终结。与此同时，无论出于主客观上的利益权衡还是为了迎合国内外的社会期望，印度都日益成为日本的重点援助对象，对印政府开发援助逐步攀升。基于此，以角色理论来探寻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为同一援助国针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提供了一种初步的解释框架。此外，由于中国因素是近年来日印接近的重要驱动，中国需充分注意中日印三角互动走向，进而探寻共处之道，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