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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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义务教育普及、高校扩招,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女性初婚年龄不断上升,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在生育率连年下降、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应受到重视,因此,研究初婚风险与女性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相较于之前同样使用生存分析方法分析此问题的文章而言,本文加入了工具变量以控制教育的内生性。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通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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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义务教育普及、高校扩招,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女性初婚年龄不断上升,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在生育率连年下降、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应受到重视,因此,研究初婚风险与女性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相较于之前同样使用生存分析方法分析此问题的文章而言,本文加入了工具变量以控制教育的内生性。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通过使用工具变量与生存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研究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1)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降低初婚风险;(2)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对农村女性影响更为明显;(3)相比非独生子女群体,独生子女群体中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通过政策补贴降低女性婚育成本,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与福利,以鼓励女性结婚;第二,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降低婚育年龄女性在职场中受到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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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容易受到健康风险的冲击,致使其因劳动能力下降、医疗负担过高而陷入贫困,疾病已成为致贫的首要因素。为维护农村居民健康权益,2015年我国提出健康扶贫工程,2016年开始深入实施。目前,健康扶贫工程取得巨大成效,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动态清零。医疗卫生关系到人民健康,而政府卫生支出作为政府对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女性劳动供给对女性、家庭及社会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却面临连年下降的态势。此外,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释放潜在的劳动力存量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与此同时城市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房屋拆迁又是城市化进程中拓展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随着近年来其活动规模的扩张,正逐渐成为一项对家庭和个人行为决策产生较大冲击的事件。然而少有文献从城市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席卷全球,对传统的经济形态、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得益于此次契机,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和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给社会中就业弱势群体带来新的就业形式和就业机会。本文选取了13个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并结合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四年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促进女性选
本文研究了平台竞争背景下独家交易和补贴的竞争效应和社会福利。虽然独家交易和补贴行为在平台企业中都非常常见,然而传统文献关于其竞争效应的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社会福利分析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基于平台竞争的经典Hotelling模型,逐一引入排他性交易和补贴,发现如果没有排他性协议和平台补贴,商家会选择多栖,而消费者会选择单栖。一个单纯的排他性协议会导致部分商家从多栖变为单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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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步入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下推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促进地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加快产业新旧动能转化、加速区域竞争力提升、促进地区获取发展先机等多方面具有积极贡献。推进地方政府在资源调配、协调组织、制定政策、营造就业环境等方面,以及对促进地区创新创业体系的建设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该地区的创新创业水平会直接受到当地财政科技支出的直接影响,进而得到
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进入了致力于消除相对贫困的后脱贫时代。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我国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式的扶贫模式,在关注到脱贫成果的同时,后期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日渐暴露:扶贫政策的边际效应出现下降趋势。各学者深入探究该问题背后的原因,认为没有充分发挥人脱贫能力的作用。因此,在后脱贫时代,我们应该重视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吸取经验,发挥内在脱贫能力的作用。本文致力于对脱贫能力的研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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