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商会在我国的兴起象征着“政府—社会—市场”新权力格局下治理新体系的形成。当前,我国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商会作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成为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A市进出口商会作为A市政府积极开展体制创新和改革开放探索的产物,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成为A市最为成熟、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之一,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事务管理方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A市进出口商会是如何通过组织转型来适应新时期的职能定位与发展环境要求,奠定其通过多元路径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它是通过什么路径参与了社会治理?如何优化A市进出口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为此,本研究将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运用商会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对A市进出口商会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其在市场经济转型与政府职能改革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与政府、企业的良性互动,不断完善组织治理,从一个高度依附政府的官办型组织,实现政会脱钩自主治理,奠定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再从社会治理的广义内涵出发,运用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与机制的分析框架,研究A市进出口商会如何通过社会管理、社会共治、社会自治三条路径参与社会治理。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发现,A市进出口商会在社会管理路径,通过辅助政府调研企业,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行业争取有利政策,预防化解政企矛盾;在社会自治路径,商会积极为企业提供服务,与政府形成补充,在提高商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助推了行业发展;在社会共治路径,商会与政府协同供给公共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企业复工复产的特殊时期,A市进出口商会在常态化社会治理的基础上做出积极反应与有力探索,成为支持社会抗击疫情的重要动力。本文认为,A市进出口商会在常态化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上存在诸多困境,造成A市进出口商会目前只能局部性、阶段性和象征性地参与社会治理,难以发挥更大的效力。由于A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实力不足,企业小而分散的布局导致企业大都各自为营,缺乏抱团取暖意识,因此商会领导班子也缺乏对商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导致其组织架构过于简单、行业自律流于形式、会员缺乏参与商会建设的积极性、筹措资金来源单一、维权功能弱,商会发展进步乏力,难以发挥更大的效能;由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局限,导致地方发展规划未真正囊括商会,政府财政扶持也不足,造成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缺少制度资本和财政支持,治理主体资格得不到充分保障;由于商会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加上服务效果客观上难以量化,政府缺少对商会实施监督的标准,导致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必要的外部制约。优化A市进出口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可以学习优秀同行的成功经验,开辟社会治理新领域:建立民间智库,加强研究,争取更多服务项目;发挥潮乡优势,探索打造专业展会,与知名潮商开展合作,拓展商会业务范围;走经济实体化道路,以商养会,提高自我造血能力。从加强商会自身建设层面看,要优化和规范内部治理的制度资本,提高领导班子和会员建设商会的积极性,也要从丰富组织架构设置、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入手,优化商会的运作结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以提升商会对企业的凝聚力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从加强政府支持的层面看,必须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加强财政支持、优化职能转移、转变思想观念,赋予商会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从完善监督机制的层面看,要通过完善合作项目监督、运用社会监督,进行第三方评估,保障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质量。如此,才能促进政府、商会、企业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商会社会治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