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皇帝宗庙不仅是皇帝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场所,而且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在社会生活、思想意识领域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典籍关于三代,尤其是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禘、袷祭礼仪制度的记载,逐渐成为汉唐时期诸政权制定皇帝宗庙制度的权威依据。纵使如此,由于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诸因素错综复杂影响,汉唐时期皇帝宗庙制度也时常处于动态,而非静态的变化过程中。 全文共分五章,依次对汉以前帝王宗庙制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皇帝宗庙制度进行粗略探讨。 第一章首先依据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结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商、周王室宗庙制度略加考证。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典籍对商周王室宗庙制度的有关记载,与考古发现既有大致相同之处,也有抵牾不符之处。秦统一后,对以往传统和其它地域文化有所借鉴、吸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秦文化面貌有所改观:秦文化中虽然不乏祖先崇拜观念,但祖先地位比较低下,祖先观念比较淡漠。或许受其他地域文化影响,秦人对待祖先态度发生根本性改变。秦二世即位后,采纳臣僚,或许主要是来自保存大量周礼的齐鲁地区,当时以博士身份在秦宫廷中出谋划策的儒生的建议,实行皇帝七庙制度,或许就是这一观念转变的具体体现。 第二章对西汉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粗略探讨。西汉初,由叔孙通采撷古礼、秦制确立的皇帝宗庙立庙、祭祀制度中,既不难寻觅到不同地域文化因素的踪迹,也不乏出身于庶民阶层的统治者携带而来的大量民间俗文化因素。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在儒学士大夫阶层协助下,尊崇儒学的汉元帝断然变更祖宗旧制,推行以罢弃以往陆续为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高、文、武三帝设置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礼为主要内容的宗庙儒家礼制化改革。由于儒学、政治之间的结合尚处于初始阶段,加之受当时一系列现实因素影响,元帝以及随后成帝、哀帝时期,皇帝宗庙制度变更不定,与儒家典籍记载的所谓周礼也存在相当明显的歧异。 第三章对东汉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粗略探讨。东汉建国初,光武帝遵循古礼和西汉元、成时期制度,在京师洛阳立高庙,祭祀西汉高祖、太宗文帝、世宗武帝。后又于洛阳为亲生高祖父刘买以下四世直系祖先立庙。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光武帝以西汉元、成、哀、平四帝庙,代替本生高祖父以下四庙。明、章以后,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宗庙迁毁礼制形同虚设,皇帝宗庙制度开始背离古礼、西汉制度。东汉既依据儒家典籍有关记载,确定宗庙四时祭和禘、袷祭礼制。也通过“间祀”方式,保留了西汉时期实行的若干宗庙祭祖仪式。在宗庙禘、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