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预期性也给社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未来,类似自动驾驶汽车致死事件和机器人误杀工人事件的发生可能不会是个别现象,所以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危机、社会道德危机和法律危机值得我们去未雨绸缪,尤其是其中的刑事风险,更要尤其重视。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风险属于风险社会理论中所描述“风险”的一种,只有正确认识风险社会理论,找准风险社会理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定位,才能够借助风险社会理论来规制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其次,在人工智能本身带来的刑事风险之外,其现实违法“行为”也产生了刑事认知的风险,这包括对人工智能的理论认知偏差和立法认知偏差;最后,在应对人工智能的刑事认知风险时,我们要对人工智能进行实质解释,并以无人驾驶技术为例来阐释刑法解释学在其中的应用;在应对人工智能工具化的刑事风险时,要把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进行分别探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在坚持罪刑法定等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弱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进行全方位的调控,而对待强人工智能则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做到立足当下。文章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导论就文章的选题背景、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文章结构和研究方法作了说明。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剖析了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是一个以风险现象为切入点,解读人类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制度性、系统性风险的普遍理论。风险社会界定的重心并不是风险类型和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而是这种风险引发了人们的日益不安和紧张情绪,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公共政治决策。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刑事风险,我们要坚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律,进行适当性的前瞻性立法研究。进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规制研究必须以相对稳定性为特性的社会客观现实为基础,这也与风险社会理论中要求在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反思性整合”的内在逻辑相吻合。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刑事风险的分类。首先人工智能的现实违法“行为”产生了刑事认知风险,其中包括对人工智能的理论认知偏差和立法认知偏差,这种过于激进的认知不仅会对刑法学科产生恶劣影响,进而导致刑法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产生偏离,还可能导致刑事法律无法正常运转以及人工智能的市场建设没有正确的社会实践道路。而对于人工智能工具化的刑事风险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基于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二分视角来分析,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包括人工智能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考虑到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趋势,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还是遥遥无期,并且强人工智能对整个社会结构和刑事法律体系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基于刑法本身的滞后性特点,强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并不是刑法亟待回应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探讨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刑事风险,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首先应当回归刑法基本理论本身,运用刑法的基本理论和解释方法对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进行实质解释,以责任主义的基本原则来解构人工智能现实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时刻谨记用刑法的规范来定义和规制人工智能,而不能让刑事法律规范适应人工智能的野蛮发展;其次,要对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进行分别探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弱人工智能,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其刑事风险进行全方位的调控;而强人工智能并不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和辨认、控制能力,所以强人工智能并不具有刑事主体资格,也没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