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作为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海外华人作家,近年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文学颁奖典礼上,她的小说因语言刚柔并济、极度凝练,风格不乏诙谐幽默,写作视角犀利多变,引起了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评论界对严歌苓作品研究比较完整的是有关生命、人性、生存等主题的作品,尤其是对其“新移民小说”的关注比较集中。但是评论家往往从人性、创伤的角度来解读,缺少了历史视野的观照。本文试图沿着作者不断前行的脚步,从早期的《雌性的草地》到2014年的新作《妈阁是座城》、《老师好美》,以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对严歌苓的小说作品进行一次探索。本文通过新历史主义的单线历史复线化、大写历史小写化、客观历史主体化、历史和文学边缘意识形态化等基本特征,对照严歌苓持续书写的现象予以梳理和总结,展现出作家宽阔的创作视野,揭示出作品中蕴含的丰富主题意蕴。严歌苓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很多特征与当代文艺思潮中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形成了一种默契。首先是严歌苓笔下的那些活色生香的人物,呈现出性别边缘化和种族边缘化的双重特征;其次是在她的文本描述中历史背景成为了一道隐约的地平线,表现出对主流意识的淡漠;然后是严歌苓对各种小人物的私人化解读方式,实现了对历史权力的颠覆。这些在严歌苓文本中呈现的书写特征,笔者认为采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方法来进行切入,期许能够挖掘出更多层面的意义,以期把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研究更进一步推进。本文首先在绪论部分厘清了新历史主义的基本概念,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又以严歌苓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对其创作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正文部分主要以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按照单线历史复线化、大写历史小写化、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的顺序,分为四个章节,对严歌苓的主要作品进行分析。严歌苓的书写方式是从民间视角、边缘化思想、人性精神、女性意识等进入叙事的,没有承担“大历史”代言的责任,而是规避了宏大叙事的历史发现路径。在她的文本叙事中,突出表现为人物的边缘化、叙述者的无处不在、个体对公共权力的颠覆性等特征,从中不难发现其对“大历史”线条的弱化和对“个人史诗”书写的专注。另外,海外生活的“边缘人”姿态以及殖民文化也成为严歌苓呈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她的“心灵移植”身份特征圈定了其“他者”的从属地位以及文本人物自我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等有在作品中呈现。由此,往往她在“东方和西方”、“男性和女性”表达下被双重边缘化,对于边缘化的小人物的设计和书写,体现了作者试图以其撼动主流文化的目的。还有就是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严歌苓执着的“女性意识”书写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女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直是失落在“历史文献”和“男权制”夹缝中的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以男权文化为主记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她们”的“版面”,正是因为小说创作的特殊性,让作者用小说这种方式将一直被忽略的“她们”以不同的形象呈现出来,弥补湮灭在历史空间的些许记忆。严歌苓的这种书写姿态,以民间的女性小人物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来呈现一种“不一样的历史”,就更加彰显了她新历史主义书写现实的更多层面的目的,由此就具有了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