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时期开始,少数民族题材掀起了一股创作热潮。随着民族政策的调整,对少数民族的观看视角从清朝以前的居高临下、四海臣服逐渐变成了多民族平等,观念上的改变加快了国民与艺术家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样貌的脚步。同时,中国画改良的进程在战争的催化下,使少数民族地区逐渐进入艺术家的视野。旅边“写生”的经验和异域风情带来的审美感受,给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艺术家打下了进行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基础。新中国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上的差异与社会变迁所形成的巨大改变,为艺术家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与丰富的创作资源。新中国初期的中国画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创作相较于其他题材,不仅达到了再现现实描绘现实的要求,同时在造型方面呈现出了非概念化、程式化,形象多样生动的面貌;笔墨方面做到了在描绘现实、再现现实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传达物象质感与神态的作用;色彩方面呈现出了非少数民族题材难以实现的高纯度、高明度且具有丰富色彩关系的画面效果;构图方面更加巧妙、明确、意味丰富地表现了绘画的主题。进入新时期,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化的大繁荣,使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出现新的热潮。在追求质朴、真实人性的时代中,少数民族地区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提供了文艺创作的载体。同时,“乡土”文艺创作的影响,使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不仅以其重要的身份进入到全民族文化建设领域中,同时也进入到全国美术家的视野之中。伴随着全球性文化“寻根”的热潮,少数民族独特、多元的文化样貌,也给文学艺术工作者们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加之少数民族生活物象中独特的装饰性与节奏感,也吸引着身处对绘画“形式美”追求时代中的艺术家。在对艺术本体语言多元探索的时期中,少数民族以其独特的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丰富了该时期人物造型的审美样式,对传统绘画中“意象”造型的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与尝试;笔墨语言方面从多个切入点探索和发展了传统文人画中“传情达意”“与物传神”的作用;色彩运用方面,不同的文化样貌及审美感受,使少数民族题材在西方现代色彩观念的影响下,推出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色彩样式;构图方面,通过对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观看视角,形成了独具民族象征性与形式感的视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