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3年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走进人们的视野已经有27个年头了,在这27年里,人们对其持有的态度可谓爱恨交加,或将其与“包饺子、放鞭炮”一起并成为如今春节的三大民俗,或发出了“春晚可以休矣”的呼声。尽管如此,主办方中央电视台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坚持“屡骂屡办”,而观众同样也是“年年骂来年年看”。区区一台晚会,全国数亿观众却怀有如此复杂的心情,由此可见,这台晚会已经承载了过多所不应该承担的成分,恰恰也说明了它也渐渐变质,逐渐由当初的一台综艺晚会演变为今天的一场神圣仪式。　　然而,春节晚会27年来的发展变化过程却无形中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一张张春节晚会节目单放佛就是一份份历史大事年表,就在它的微观变化中,祖国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在这里一一得到呈现,于是春节晚会拥有了记录时代进程之美誉。此外,通过分析晚会的主打节目与既定模式,笔者发现晚会中存在着一个话语变迁的过程,话语体系的单一化向多元的转变,以及话语权力的自上而下的迁徙过程等等无一不彰显了我国时代的发展进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春节晚会就是时代的缩影。　　当然,春节晚会这些固定的模式并非其天然属性,而是归咎于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民俗与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集中选取几个典型年份来作为个案分析,然后以其中支点织出一张透视春节晚会整体布局的网络,以期发现晚会背后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过程。在诸多因素之中,关键者莫过于意识形态、民俗与市场。　　意识形态包括两个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文化,并且一直在伴随着春节晚会的成长过程,当然也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前期是主创人员有意识地在节目中贯彻主流意识,因而,体现意识形态外显性的政治话语一直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晚会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后期则出现了转变,意识形态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外力,主动地侵入到晚会之中,不过采用了一种内隐的形式,聚集在国家话语的旗帜之下,试图重新召唤国民的集体荣誉感,在新时期,民生与和谐主题等社会主流话语逐渐成为春节晚会意识形态的主要诉诸形式。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春节晚会旨在致力于主流话语的吟唱,所以,国家叙事僭越了民间叙事。　　然而,带有意识形态痕迹的春节晚会如果要取得一定的合法性还是必须依赖民俗这个精神载体,只有后者才能赋予前者一定的文化合理性,民俗中共享的传统文化和日程生活习俗足以建构起人们共同的文化身份,而其中所蕴含的集体无意识和亲切感无疑能够有效激发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从而唤起人们对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因此民族主义得以产生,当然,此处的民族绝非狭义的族群概念,而是广义上华夏一体的中华民族。　　进入新世纪以后,市场开始逐渐渗透到晚会当中,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广告:植入式广告、人事广告和央视自身的广告,在这些商业元素的作用下,晚会成了一个偌大的名利场和造星场所,“暗金求名”的现象络绎不绝,央视也因此收获颇丰。可是,市场的盛行导致晚会的主创人员在时间的压力下被迫削足适履,最终造成了节目的缩水,而在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双重夹击下,艺术的式微理所当然。　　在完成对春节晚会中意识形态、民俗与市场的纵向剥离式解读之后,本文还理应从横向上论证三者之间的力量交错。春节晚会形成的一系列既定模式,如恒定的主题、茶座式结构、北方方言与北京时间,以及导演、主持人的安排乃至节目的遴选等等无一不透露出意识形态、民俗与市场之间的力量交锋,从这种意义上说,春节晚会就是一种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意识形态、民俗与市场凭借各自的实力进行攻城略地,它们或相互斗争,或相互合谋,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力量博弈决定了晚会既定的格局和模式。　　其实,春节晚会这种固定的模式是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与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即中华文化固有的特色在建构春节晚会,它反映了中心的政治架构在呼唤不同的地方结构。但是这种价值观反过来使得晚会的固定模式呈现出了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倾向,晚会的主创人员仅仅是在既定的价值观和结构模式下行动,而失去了自身的建构性,这也是对多年来晚会格局难以变动的合理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