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一个神秘的天才”，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亡到了重庆，在重庆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他的创作高峰期。根据现有资料统计，1939年至1954年15年间，他创作长篇小说2部，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6部，约300万字，而大部分是抗战时期写成。在抗战时期路翎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苏俄文学的影响。虽然处于抗战期间，但民族文化却没有就此受到阻隔，民族精神依然在传承着，而且在战争时期有了更新的内容。路翎不仅继承着鲁迅的启蒙现实主义精神，还实践着胡风的重视主观精神的理论，在抗日战争这一非常时期维护和张扬着人的个性，反抗精神奴役的创伤，苦苦思索生命的意义。虽然战时破坏了维持民族文化正常发展的稳定因素，但同时也让民族文化的重建突现出来，路翎对民族文化重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民族战争对启蒙意识的消解使他从个人主义中汲取营养，注重个体的自由意志、价值尊严，通过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扩展到群众性的个性解放，从而推动整个民族的解放，实现理想的社会形式和人生形式。在中西文化的取舍上，路翎既不认同“五四”新文化的极为激进的做法，也不认同全盘西化，而是倾向于借鉴域外文化思想以促进世界化和现代化，继承中国传统思想以加强民族化和本土化，并在文化选择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而且他一直用一种带有欧化色彩的语言来作为一种反抗和斗争的手段和一种发挥其主观战斗精神的方式。他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继承具体反映在他的作品上，我以他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来分析他对《红楼梦》和“激流三部曲”的继承和创新。 路翎酷爱阅读苏俄文学名著和理论资料，在抗战时期他曾说过“我从事写作，观察周围的社会和人生，苏联文学给了我借鉴、鼓舞的。中国社会所处的动荡时代，是苏联文学的易于点燃的蒿草，苏联文学的观点、感情内容，也帮助我形成了我的美学观念。”他还说“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由于时代的激动，我开始阅读苏联文学作品”。他有时候甚至把苏俄文学当成自己创作的灵感来源和模版样式，他自己也从不掩饰苏俄文学对他创作的影响，他写《饥饿的郭素娥》时，有高尔基的《马尔华》与之相伴，在写《财主地儿女们》时有莱蒙托夫的毕巧林与之同行。而在广泛的苏俄文学中，高尔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他影响最为深刻。本论文主要是以高尔基、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例，讨论苏俄文学对其创作的影响。高尔基在感情样式和美学观点上给路翎以启示，那就是以积极的态度大量叙述下层人的艰难困苦生活和精神状态，来肯定普通人的人格追求、个性体验意义和人生价值等，唤起人们的自信、自尊和自爱。他们都写过一批流浪汉小说，描写在生活底层的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叙说他们的苦闷、欲望、挣扎、奋斗。用人道主义的美学观进行道德伦理的审视，把人道主义精神与作品内容形式的完美结合，赞颂人类美人民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路翎笔下的人物有着相似的异化心理，对于病态心理的表现方法，重视梦境、下意识、意识流的深层心理世界的描绘等两者也是有诸多相似之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路翎的文本表现出明显的复调特征，而不同的是路翎在结构上不太重视由“心理对位”而形成的“大型对话”，而是有选择性的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微型对话”结构，更注重的是人物心灵的复调，人物与人物自己对话，自己和自己搏斗。路翎对他们的借鉴是有选择性的借鉴，在接受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征。 从影响发生论的角度上看，施动主体给予受动主体思想、行为、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刺激能否被受动主体所接受、回应乃至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动主体与受动主体在地域、民族、时代等大文化背景以及主体自身在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等方面相似的程度。路翎之所以能对民族文化和对苏俄文学有选择性的继承或借鉴，并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风格，一方面，与他们所处的年代有关，都是处在时代矛盾动荡时期，大众的心理呈现出多样的复杂心态；另一面，与路翎在重庆独特的文学创作道路和缺失性的童年经历和个性气质有很大关联；再者，也与他的审美视角和艺术趣味的倾向有关系。路翎的抗战小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流浪意识、苦难意识和病态意识，他的抗战小说对重庆抗战小说领域在结构和人物谱系上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