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以基础设施引领的经济一体化战略，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资金需求的数额较大，并且投资周期较长、资金回收较慢，资金融通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然而，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仅依靠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无法在“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周到的服务。从东道国进行融资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金融发展的不足，从东道国获得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融资的便捷性，而且可以降低我国金融中介不熟悉东道国相关投资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在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重要的是依赖东道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程度。
　　本文构建涵盖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度、金融效率、金融稳定性和金融环境等五个维度的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并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及其不同维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不同区域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和各维度指数差异非常显著，中东欧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一直处于各区域首位，而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弱。且沿线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普遍呈现出逐渐改善的趋势。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东道国周边国家金融发展对我国在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溢出效应。再次，金融发展各维度指数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东道国金融发展规模的促进作用最大，且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金融深度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最后，各区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因素存在差异。从金融发展水平来看，东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的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间接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从金融发展各维度来看，金融效率对我国对东南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金融发展规模对我国对南亚、西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对中亚地区也存在较大影响。金融深度对我国对中东欧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力度最大，对西亚地区也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我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资源、充分考虑国别及地区差异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