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持续深化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同时为国际风险管理带来了挑战。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双方的关税贸易战争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对两国的宏观经济环境造成了显著冲击。不仅如此,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也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阻碍和挑战。美国疫情持续得不到有效控制,一度成为了疫情风暴的中心,从而致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US）不断攀升,也意味着国际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加大。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持续采用降准、降息的方法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涉及到了不同的行业,而各行业间风险在传导的过程中,不同行业却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分行业板块的监管方式与投资策略制定方式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探讨行业板块波动面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反应,能有助于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管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证依据。对于股市行业类的研究,已有学者不仅关注到了行业板块之间、股市各行业板块与其他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还关注到了国内外系统性风险对不同行业板块异质性与时变性的冲击影响。但是在分析国际风险对行业的影响关系时,学者们对国际风险指标的选取却存在不同的意见。Baker（2016）发布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日度数据既满足了较高频率上的金融序列分析要求,也实现了国际风险以及美国经济政策变化的实时指标量化。学者们采用Baker发布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中国股市整体的冲击反应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然而,当前研究却仅仅停留在中国股市整体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联动反应研究上,而并未深入分析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各行业板块的异质性影响。不仅如此,由于金融变量通常表现为非正态分布特征,且对外界因素的冲击响应表现出非线性,因此,在研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行业波动的因果关系时,应该关注序列间的非线性因果性,以及不同条件分布的表现。Balcilar（2017）创造的k阶非参数分位数因果检验模型满足了研究框架的设定要求。基于此,本文以中国股市行业板块波动为研究对象,采用沪深300行业一级指数提取各行业板块已实现波动率,进一步利用k阶非参数分位数因果检验模型与滚动时间窗技术,研究了2018年8月以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各行业板块波动的异质性与时变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稳健可靠地预测中国股市各个行业板块波动。即说明,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不只会冲击影响中国股市,而且这种影响深入到了不同的行业板块。第二,整体而言,EPU-US对中国股市各行业波动的影响集中于均值分位点上,但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不同行业板块波动的极端条件分布也呈现出显著的冲击影响。也就是说,中国股市中各行业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无论是从波动的不同条件分布角度看,还是从不同的时间尺度上看,都是具有异质性的。第三,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行业板块波动的动态冲击影响角度看,不同的事件背景下,行业板块呈现出不同的冲击响应特征。具体表现为:由于中国对美进出口产品集中于消费与可选行业,因此两个行业受到EPU的剧烈的影响,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表现更突出,并且在此背景下对材料与工业行业也具有持续的冲击;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使信息与电信行业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更加显著;医药行业是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一系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主要接收者,其余行业均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蔓延的传染性风险影响;在美国货币政策预期频繁变化与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公用行业作为国有控股企业较为集中的行业,也提高了其与国际风险因素的关联度。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1）经济全球化发展加速背景下,当局管理者应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同时,积极协调与各国市场的贸易及金融联系,也应更加重视与各国监管部门的互动与合作,避免过硬的经贸与政治冲突。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有待加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贸易发展,以形成行业间良好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也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风险抵御能力。（2）在应对新冠疫情此类国际性系统风险时,当局管理者应制定较有保障的风险防范预案。在防范过程中,应保证防控措施持续有效地进行,防止极端风险对市场造成不可逆的冲击影响。并且,在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后,也应保持强有力的防控,避免国际性的系统风险回流,再次对市场造成冲击。（3）由于混改深化与量化宽松背景下,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为集中的行业一反常态呈现出与国际性风险的显著关联,进一步暴露出了混改深化后的风险隐患。因此,针对国有企业混改可以考虑成立专项基金,加大市场化、专业化人才培养力度,为混改企业提供专业化的市值管理指导方案以及人才资源,不仅能够凝聚资本以充分参与混改,推动混改企业转换及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混改效率。还能够以市场化方式完善风险预防体制机制,增强资本市场风险抵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