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物权法以及传统民法的相关规则,未来收益并非一个法定的概念,但其不但具有财产性,也体现了一定的物权性,因此要进行资产解构需要特殊的处理。综观多国的实践,如美国、英国、日本,均针对未来收益类资产证券化采取相应的法律或司法措施保障基础资产与企业资产的隔离。反观我国,并没有在法律层面为未来收益类资产证券化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面临异化成企业担保融资的困境;在司法层面上,结合我国的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权信托案可见,我国的司法机构虽然有保护金融创新的倾向,但采用的判决思路依然无法脱离传统担保融资的思路,不但没有正视资产独立性问题,反而间接增加了投资者的保护难度。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理论源于美国,但为何经过多年的试点后,我国会出现资产证券化产品异化成企业担保融资的问题。归根到底,我国立法者对资产证券化深层次理论的理解存在偏差,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法律定位不清晰,加之现有的资产制度、特殊目的机构制度以及资产支持证券法律制度尚未完善,导致未来收益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徒有结构化资金安排,却无资产证券化的魂。本文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从我国已发行的未来收益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和司法实践切入,阐述未来收益类资产证券化产品与企业担保融资界限不清的现状,揭示其对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影响,继而通过对比国内外的实践,分析造成上述现状的核心原因,接着结合我国的现状,总结出我国完善未来收益类资产证券化所必须突破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