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FDI问题的文献，着眼于讨论其自身贡献的居多，对溢出效应的分析则较少。目前外资进入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巨大国内市场和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来说，很有必要针对外资经济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和思考。在既有的外资技术溢出实证研究中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对负向效应、非线性和垂直溢出机制的分析也不够，计量方法也还存在不足。同时，还没有针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作用展开具体分析。 本文认为“技术溢出源”和“吸收能力”是决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两端，是对溢出效应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最简洁有效的方法，本文在分析思路上以此为切入点；文章同时遵从了产业组织的“SCP”分析范式，即采用市场结构影响创新行为进而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思路，其中主要引入了Aghion等人的倒U型假说。 文章将上述两个分析思路结合起来，从机理上讨论了市场结构对技术溢出源与吸收能力的影响作用，得到了初步结论：外资企业的规模具有对溢出源的正向作用，从整体市场来看，具有充足的面向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将有助于推动技术溢出源的增强；上规模的内资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而技术落后、不具有市场势力的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则较弱；因此，东道国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势力有助于提高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的实证分析以中国制造业为背景，首先，采用了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东道国市场结构对溢出源和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而纳入非线性和垂直技术溢出机制，采用新进发展的动态面板数据方法——两步系统GMM(一般动态矩)法，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有别于现有文献的重新检验；最后采用分组法和连乘法分析本文的主题——市场结构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上述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 1、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具有过度竞争和规模偏小的总体特征，并伴随着部分行业的行政性垄断； 2、作为发展中东道国，中国只有存在更多规模大、竞争力强的企业，才能提高外资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因此，东道国企业规模、市场势力越强，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越活跃； 3、整体上中国的制造业平均规模和市场势力与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只在少部分垄断行业，平均规模与创新投入会呈负相关关系，即两者的关系符合文中所述倒U型假说的描述； 4、在较低的外资比重水平下，该比重的提高导致同行业内资企业技术退步，即FDI带来的技术外部性以负向为主；当通过一定临界点，外资比重进一步提高，则能够逐步释放负的外部性并提高正向外部性，从而形成综合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对行业内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呈U型关系，即存在文中所述的“门槛效应”； 5、中国制造业存在明显的外资企业向当地供应商的后向垂直溢出效应；而前向垂直溢出效应由于特别的原因则是不明显的； 6、更集中、规模更大、市场势力更强的行业，有利于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实现，而垂直型技术溢出则主要发生在中小型企业更多、市场势力较弱、竞争性更强的行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