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所借助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持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经济基础。尽管我国一直在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手段,但企业避税行为仍普遍存在。然而,对于企业来说,税收筹划活动并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诚然,通过精心的筹划企业的税收负担会显著降低,但这一过程所创造的条件也使得管理层的寻租行为上升。因此,企业避税已然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外部治理效应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这一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学术界对于董责险的治理效果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一方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董责险能够对公司及管理层的行为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抑制管理层通过避税活动攫取私利的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另一方面,董责险对管理层的过度保护作用会诱发或进一步加剧道德风险,使得包括避税寻租在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多,从而导致更高的税收激进度。不同于国外完善的董责险市场,我国董责险制度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而且我国的法律制度以及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等与国外相比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董责险在我国的治理作用如何仍有待检验。以此为背景,本文考察了董责险与企业避税间的内在关系。在明确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预期效用理论,阐明了董责险影响企业避税的理论机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并进一步探讨了在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和机构投资者外部监管不同的情况下,董责险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如下结论:（1）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后会加剧企业的避税程度。说明董责险在我国不仅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反而为管理层提供了过度保护,使得其利用避税活动攫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增加,从而导致了更高的避税程度。（2）以管理层薪酬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董责险对企业避税的正向效应仅在管理层薪酬水平低的组别中显著。说明在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董责险更易引发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做出更多的避税策略以谋取私利。而较为完善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抑制董责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削弱董责险与企业避税间的关系。（3）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组别中,董责险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组别中,董责险的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董责险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提升效应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即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能够对董责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政府来说,要积极完善董责险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对于企业来说,要注重完善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机制,积极引入机构投资者。政府和企业应携手共同为董责险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促使董责险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果。本文的主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尽管学者们已经跨越诸如法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来探索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但以保险学的角度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则非常少见,本文将董责险与企业避税联系起来,考察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从代理问题的角度出发分析董责险与企业避税间的关系,选择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处理后的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而非股权激励对于董责险与企业避税间关系的影响,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