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又要控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产生深远影响,鼓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被视为解决经济增长中环境约束问题的关键所在。2020年末,相较于2005年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 48.4%,已经实现中国对国际社会40%-45%的承诺。但是从绝对值看,我国2020年碳排放总量99亿吨,仍位居世界首位。如何在有限的30-40年内实现双碳目标,是政学两界极为关心的问题。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引导企业控制污染和能耗、实现绿色转型有着重要意义。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确立了排污收费制度,对污染控制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存在着政府部门干预过多、收费结构不尽合理等诸多问题,很难有效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激发其绿色技术创新。鉴于排污费一直面临的征收刚性不足、地方政府部门干预和收费标准偏低等的现实问题,很难满足我国现阶段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为此,环境保护费改税的进行提上日程。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立法通过,于2018年正式执行,标志着中国的排污费制度正式成为历史,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何充分发挥环保税收制度的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以税收政策撬动企业科技创新,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绿色科技创新活动日益活跃,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也呈现了飞跃式的增长。根据《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中国2014-2017年共申请了 24.9万项绿色专利,以21.5%的速度增长,比中国平均每年17.8%的增长率高出3.7个百分点。然而,绿色专利市场的迅速壮大是否真正意味着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高水平发展?有学者提出了质疑,陶锋,赵锦瑜和周浩（2021）在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时发现,发现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政策,虽然推动了绿色专利申请的增加,但是却造成了科技创新的质量下降。李青原、肖泽华（2020）亦注意到,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在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下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例如排污收费制度将推动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产出,而环保补助则对这种影响具有挤出效应。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备受重视的环境制度改革,实施后的微观效果如何?能否真正带来绿色创新活动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在异质性背景中存在怎样的影响特征与作用机理,值得各界研究关注。本文借助国际专利分类（IPC）提供的绿色专利信息,从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对中国绿色科技创新的实施效应,以及在企业规模、行业类型、地区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15-2020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的研究发现:首先,环境保护税作为一项环境规制系统的新成员,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短期内显著地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而长期来看,环境保护税更有利于激发高质量创新。其次,不同地区实施的环境保护税税额存在差异,这种税额差异也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来看,实施较高税额的地区,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高于实施中低税额地区。这说明适当提升环保征收税额比简单平移排污费的收费标准更有利于激发创新。此外,环境保护税对不同情境中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实施效应不同,环境保护税对小规模企业、高竞争行业和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有更明显的影响。本文为“双碳”背景下为环境保护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实施效应探索提供了一些思路,本文的研究结论或许有助于完善绿色税收体系构建,引导企业转变发展观念,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