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时代，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结和依赖程度日趋增强，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型媒介的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的地理区隔逐渐被打破，信息传播和意见流动的边界消融。在全球传播语境下，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除取决于本国的利益诉求及其对待世界的方式之外，将越来越受到国际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国际舆论体现着国际公众对某种国际事务的融汇情感在内的整体性知觉和评价，但在以权力和利益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公众的这种感知和态度绝非静态的主客体关系作用的产物和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述，而是不可避免地裹挟着政治、资本与媒介等多重力量的博弈。国际舆论及其重要性并非总是按照我们理想化的预设路线发展，在现实空间经常遭遇背反的情况，这突出表现为舆论主体在建构国际议题及“他者”认知过程中充斥着诸多非理性成分。
　　本文从非理性视野出发分析国际舆论现象，将非理性与国际舆论之间的逻辑勾连作为一条主线，贯穿研究的整个过程。由于非理性概念包含着两种不可分割的层次：内隐的心理现象与外显的认知/行为，前者是指那些有别于理性的精神因素，更多地是人们本能意识的表征，如欲望、情感、信仰、无意识等，而后者则体现为那些未遵循概念、判断和推理程序的非逻辑认知及非规范性和非秩序性的社会行动，这就要求我们对国际舆论中的非理性问题进行研究也应从这两种向度展开，亦言之，非理性本身含有的心理与认知层次先在地构成着我们考察国际舆论非理性问题的基点。基于此，本文一方面探讨了欲望、情感、信仰和集体无意识等舆论主体的非理性心理与其建构国际议题认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立足外显的认知层次解析了舆论主体建构国际议题认知中的非理性表达及其在当代国际话语空间中的现实表现。无论是作为国际社会公众的欲望和情感等精神因素，抑或公众的非逻辑和情绪化意见，非理性心理和非理性表达都是统一于国际舆论生成和传播过程的。同时，本文还对舆论主体的非理性心理与其非理性表达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分析，从理论确证和现实逻辑的双重视野阐述国际舆论中主体非理性心理引致非理性表达的可能。
　　在波云诡谲和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际公众的情感表达和意见流动从来不是风平浪静而是充满着各种“暗流险滩”，因国家利益、政治价值、民族矛盾和宗教教义而引发的认知冲突甚至赤裸裸的“互怼”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因此，与近年来政治和军事领域日益高涨的“止刀戈，熄烽火”呼吁及贸易经济领域开展的抵制“逆全球化”运动相比，国家主体更应该携手在国际舆论场域发起“搁置争议，建设共识”的倡议和行动。当然，搁置纷争并不意味着要泯灭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表达，而在于不能使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导致国际社会滑入“撕裂”甚至因此爆发战争的深渊。
　　然而，面对国际社会公众频仍的非理性表达乱象及世界在未来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无论是西方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学说，并不能理性地予以阐释和提出解决之道。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理性的理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或许为我们贡献了一种有益的思路。鉴之，本文超越狭隘的国家层面或民族中心主义方法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思想指引，构建了治理国际公众非理性认知应当坚持的价值原则和路径选择，期望国际社会公众的环境认知、情感流动和价值判断能够在共通的基准和理性的话语轨道上展开。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和治理架构，中国开展国际交往和型塑良好国家形象亦可从中汲取智慧，在新的社会历史和全球传播语境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抽象的理论论证转向实践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