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逻辑上来看，关联交易的存在与发生有其客观必然性与合理性。关联交易本身属于正常交易的范畴，现阶段，公允性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发展是有益的。在中国大量存在企业集团的背景下，关联交易可以使企业利用集团的整体资源，提高信息的甄别质量，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改革具有路径依赖和局部先行的特点。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上市公司一般与改组前的母公司及其母公司所属非上市企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必然与控股股东发生大量的关联购销、关联担保、融资往来以及资产重组、关联租赁等行为。近期，虽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上市，但民营企业普遍存在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仍然存在着控制性大股东。无论是国有企业背景的的上市公司还是具有金字塔结构的民营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往往利用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的资源，使关联交易问题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所有关联交易的类型中，关联购销是发生频率最高的日常关联交易，我们在这里称之为经营性关联交易。从关联交易的性质上来看，与资金借贷类关联交易行为相比，经营性关联交易所发挥的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可能更大。所以，有必要对经营性关联交易的特征进行研究。目前的实证研究得到的普遍结论是，关联交易是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手段，也有少数几篇文献证明关联交易能够发挥其有效性的一面（刘风委等，2007）。这些研究大部分从截面上对关联交易以及相关的经济后果变量进行分析，具有相当大的内生性。还有一些文献甚至直接以关联交易的数量来作为控股股东进行掏空的规模，即将所有的关联交易都视为不利的关联交易(余明桂和夏新平，2004;陈晓和王琨，2005;唐清泉等，2005)。我们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武断，有必要对关联交易的性质和特征更完善的研究。　　总的来说，现阶段可以将经营性关联交易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必要的经营性关联交易，或者说日常经营所必需的关联交易，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第二种类型是以避税为目的的经营性关联交易，比如说，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将利润转移到具有最低税率的地区或者将利润转移到亏损企业的关联交易。第三种类型是经理人或者控股股东等内部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以掏空上市公司资源的关联交易。第一种经营性关联交易和第二种经营性关联交易都可以提高公司价值，而第三种经营性关联交易却可以降低公司价值。在上市公司中，经营性关联交易的综合效益究竟是怎样的。以避税为目的的关联交易与以掏空为目的的经营性关联交易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根据Desai等(2007)的文章，税收监管能够通过抑制内部人的掏空行为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国家向公司征收企业所得税，相当于国家对公司的利润具有求偿权，内部人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会减少公司的利润总额，侵蚀国家的税基。当掏空行为发生时，国家通过加强税收监管的方式保证其税收收入。国家加强税收监管，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税收完整，但是客观上却抑制内部人对公司的掏空行为，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2009年1月8日《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的出台，为我们考察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性质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契机。其中，《办法》明确规定将关联购销规模较大的企业作为税收调查的重点企业，并且指出关联购销总额在2亿以上的公司要准备同期资料。该政策的发布为我们对于经营性关联交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准实验（quasi-experiment）的机会。《办法》的出台相当于对关联交易税收监管的加强，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的考察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性质、特征及其经济后果。而另一方面，《办法》是专门针对公司间转移定价采取的反避税政策，由此，我们利用该政策的发布也可以检验出税收监管在公司治理中的直接作用途径。　　我们发现了如下结果:　　第一，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具体而言，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大，盈余平滑度越大，并且无论衡量盈余平滑度的区间如何变化，该正相关关系都显著存在。另外，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大，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越大。这些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中关联交易主要体现的是以掏空为目的的经营性关联交易，这些交易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　　第二，税收监管是存在公司治理作用的。具体而言，我们发现，《办法》出台后，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总量减少。当《办法》颁布时，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为正，并且公司上一年的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大，《办法》颁布时的累计超额收益越大，这表明经营性关联交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机会主义倾向的关联交易行为，税收监管在此体现的更多是公司治理效应而不是抑制节税效应。　　第三，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大，权益资本成本越大。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办法》颁布后，经营性关联交易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这表明税务监管能够通过抑制机会主义的关联交易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最终导致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办法》颁布后，所有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下降，而对于关联购销总额依然在“2亿”以上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下降得更多。这说明，税收监管不仅具有监督功能，还有鉴证功能。一方面，税收监管能够对控股股东或经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另一方面，税收监管能够将好坏公司分开，将之前的好公司与坏公司形成的“混同均衡”变成了部分的“分离均衡”，使得投资者能够将好公司挑选出来，使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第四，经营性关联交易规模与负债资本成本之间也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在《办法》颁布后，经营性关联交易与负债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但是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比较微弱。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相比，位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银行会更加关注各个企业存在的潜在风险，当经营性关联交易蕴含着掏空的动机时，就会对经营性关联交易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我们还发现，当年的经营性关联交易越大，公司的负债率越低，债务期限越短。这表明，当银行认为经营性关联交易中蕴含的风险过大时，就会拒绝给公司提供贷款，即便提供贷款的话，也更少利用长期贷款。但是，税收监管的加强不会影响经营性关联交易与资本结构以及债务期限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