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汪曾祺被认为是一位“有着独特气质的”，并且“很难被归类的”作家。汪曾祺一生创作了近140篇的短篇小说，通过对其创作的分析，我们发现，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现象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那就是其对小说的“改写”。汪曾祺小说的“改写”不只是对小说情节、主题的简单增删，更是对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的改写。他正是通过小说的改写，寻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并以这个契合点来打通古今中外文学之间的障碍，最终达成文化的融合。除此之外，汪曾祺还汲取了中外小说的多种写作元素，对小说的文化精神进行重构，以安享民间日常生活的姿态，创建了以“和谐”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论文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通过对汪曾祺坎坷的人生经历及与此相映照的小说创作情况的梳理，审美理想的分析和对其师承关系的论述，探寻其改写小说的缘由。第二章着重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文本改写的具体情况。本章将改写的类型分为三种：对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聊斋志异》、《夜雨秋灯录》的改写；对现当代文学中经典意象“复仇”、“求雨”、“茶馆酒肆”的改写；对自身小说《庙与僧》、《戴车匠》、《职业》、《异秉》的改写。通过对小说具体文本的透彻分析，阐释汪曾祺小说改写的目的。第三章则论述汪曾祺小说改写的文化意义。汪曾祺通过小说的改写，达到中国传统儒佛道思想及中西文化的双重融合，同时又以此种方式进行着对否定宏大虚幻主题、否定个人遁世与隐逸、重归民间的三重文化重构活动。这三个章节循序渐进，形成了研究汪曾祺小说“改写”现象细致、深刻的理论阐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