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信息时代到来之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具有了与外界沟通的能力，地球村已逐渐成为现实。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语言，在此情况下也渗透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与其它国家的情况一样，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逐渐打上中国文化和中式思维的烙印，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即中国英语。“中国英语”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1980年葛传槼的文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英语”这一术语的概念虽然争论不休，但却对此提法表示了强烈的认同，并从语言、文化等方面入手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出现在报纸、电视、杂志和文化交流活动中的大量例子也说明“中国英语”确实存在，具有可接受性和可行性。本文的主要研究中国英语，在对其概念进行基本探究的基础上，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来对其翻译效果进行分析。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往活动，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种伦理行为，需要伦理学的指导。翻译伦理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由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当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其后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中，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无疑是一位集大成者。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性地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的伦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受到各种伦理因素的制衡，从而译出更好的作品。　　 本文将运用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伦理模式，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分析，并将此模式作为判断翻译效果的标准。本文选取《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英文版作为分析材料，是因为作为最权威的官方工作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英语。　　 本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依次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方法和论文的整体结构；第二章对翻译伦理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并详细介绍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第三章总结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并阐述中国英语的形成、定义、特点及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异同。第四章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分析《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英语，然后运用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对《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中国英语选择性地进行分析，并尝试将上述翻译伦理模式作为标准来分析对应译文的翻译效果。第五章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对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今后的研究提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