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后,社会中产生了大量针对武汉人的消极态度以及歧视性行为,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本文通过三项研究来探究疫情后期大学生与青年员工对武汉人的多重态度,进行群际间态度比较、多维度外显态度比较和内隐态度比较,并通过态度对这两个青年群体的行为进行预测。研究一是质性访谈,总共23名青年接受了访谈,最终根据扎根理论编码方式从访谈资料中提取出15个针对武汉人的态度属性词,如危险、回避、同情等,再将这些属性词进行筛选以运用于研究二的多维度外显态度问卷以及研究三的内隐联想测验程序的编写。研究二参考Sigelman等人（2012）的多维度外显态度问卷调查方法,共计向216名青年发放外显态度问卷,问卷共包含整体态度、情感态度以及认知态度三个态度维度。结果显示,在整体态度维度和情感态度维度上,两个青年群体均未表现出对武汉人的消极态度,且两个青年群体间的态度差异不显著;认知态度维度分为危险性认知态度和同情性认知态度,结果表明仅大学生群体表现出对武汉人的危险性认知态度,同时两个青年群体均对武汉人表现出同情性认知态度。研究三参考Greenwald等人（2017）的范式编写了对武汉人的IAT程序,并对两个青年群体进行了两维度的内隐联想实验测试,对应实验3A和3B,分别测量危险性内隐态度和同情性内隐态度。共计62名青年参与了内隐联想测验。结果显示,大学生与青年员工均对武汉人持有危险性内隐态度以及持有同情性内隐态度,但两个群体间的态度差异不显著。综合三项研究的结果来看,大学生与青年员工对武汉人的态度具有矛盾性,他们一方面对武汉人持有危险性认知的消极态度,另一面又对武汉人持有同情性的积极态度。所以他们的行为表现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情景来分析。因此,社会中一方面应该重视反歧视教育的开展,但另一方面,又要引导社会大众避免对武汉人产生过度同情心理。因为过度怜悯不利于疫区人民的心理恢复,反而造成另一种歧视意味,正如学者艾丹的观点:爱与平等才是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