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挤、大气污染,很多地方政府都认为飞速增长的私家车对此“贡献”巨大,于是汽车“限购令”作为手段之一在一些城市陆续出台。但是,大量媒体、公众及社会组织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行为,认为限购非治堵治霾的良策,而且方法过于极端。最终,汽车限购政策便成为一项极其罕见的得不到各方支持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地方政策。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杭州市政府在政策出台前的议题建构策略主要是多部门连续辟谣；政策出台时对政策予以阐释,出台有理有据,并认为丧失程序正义非我责任,而且杭州的政策方案优于其他城市；征求意见期回应外界对此前辟谣和当下泄密的质疑,并就限购实施细则征求民意；政策施行后长期处于沉默状态。作为政策的传播者,媒体在政策出台前的建构内容主要是其他城市的经验、汽车抢购与政府辟谣,政策出台时是政策的内容及其带来的即时影响,征求意见期是社会对限购态度、限购消息提前泄露以及政策的后续影响,政策实行后是政策内容及其影响。另外,在议题呈现形式上,媒体在报道体裁、信息来源、主题类别等方面的表现都较为均衡。根据政府和媒体各自的属性,结合汽车限购的事实,在此事中政府应该始终做到对公众负责,依法行政,必要信息及时公开；而媒体则应谨遵新闻专业主义,实现客观规范的报道。事实上,政府在信息公开上严重缺失,官员在言语表达模糊反复,内容选择则以一面提示为主,宣传味儿浓。媒体在实践中的问题有关键信息来源不明确,多次主观臆断官员的话语,对公众舆论关注不够。为了改善政府在汽车限购议题建构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实践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另外政府还需要提升危机公关的意识和能力。媒体应该凭借其专业规范的新闻报道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良性沟通的桥梁,特别注意信息来源的明确性、解读采访对象话语的严谨性,且将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促进事态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