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牢记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县域环境治理成效直接关系是新时期实现伟大中国复兴梦的实现。长久以来,县域处于城市行政单位的边缘地带,粗放式的发展方式造成其环境治理的恶性循环,不仅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并且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步伐。在新常态下,为提高基层县域人民的生活质量,党中央积极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试点工作,截止2019年全国共有175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同时进一步指出环境治理要构建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要求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保护责任体系,实施环境保护监督职责,执行生态环境损害的终身责任制度,落实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然而,现阶段基层环境治理作为公共事务仍止步于政府全方面负责模式,凸显了环境治理中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错位,模糊了公共事务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层次性。探究环境治理中农民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有利于今后政府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成效提出更全面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以陕西省乾县农民参与环境治理为例进行研究,在梳理文献资料基础上,基于农民的微观视角,借鉴已有的计划行为理论、态度-行为-情景理论和参与式治理理论,构建县域环境治理中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理论模型。结合实地调查的样本数据了解农民参与县域环境治理的现状、探究不同影响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参与意愿向参与行为的转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并且能够促进环境治理中农民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政策建议。具体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县域环境治理中农民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存在自我偏好与现实选择的偏差,农民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其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达96.34%,但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一致性的样本仅占49.05%,表明农民从参与意愿的产生到真正转化为参与意愿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政府政策认知、参与必要性认知、行为便利程度以及亲朋邻里的影响均对环境治理中农民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一致性呈正向影响,这四者对于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程度为:政府认知程度＞亲朋邻里影响＞参与必要性认知＞行为便利程度。性别因素对于农民参与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男性相较于女性而言,其一致化的程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