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级市场之谜”,IPO抑价一直都是国内外资本市场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话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IPO抑价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成果。但是相较于国外的研究来说,国内学术界关于IPO抑价问题的研究还相对比较零散。尚未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因此,对IPO抑价相关主题展开更为深入、更为系统的研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基础制度体系的完善仍然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也是促使新股发行的合理化定价、市场化定价,提升新股定价效率的关键所在。国内新股定价的制度和市场背景与国外成熟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研究国内资本市场的IPO定价问题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研究思路,而应该在充分考虑国内市场的发展与制度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推行注册制是我国股票发行市场从根本上去行政化、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必然结果,经历多阶段渐进改革后,我国于2019年6月开始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实行注册制。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注册制的实施,能否让承销商在股票发行定价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否能够降低IPO抑价水平、使IPO定价更加合理,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实证检验。作为IPO过程中的信息传递能手与认证中介机构,承销商在IPO定价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声誉机制是承销商在发挥其发行中介职能过程中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为了维护其良好的声誉以及获取长期的利益,承销商更有动力去权衡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寻求更加公平与合理的发行定价,防止出现过高的IPO抑价水平。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声誉较高的承销商更加能够向市场投资者传递出准确、可靠的信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发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IPO抑价。本文在注册制改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考察了国内资本市场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水平之间的关系,为承销商在市场化制度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声誉机制作用提供参考性意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发行制度、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三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分类评级的证券公司、不同所有制属性的发行人以及不同成立年限的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并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的影响、注册制在该影响中发挥的调节效应以及上述关系在不同评级的承销商中、不同所有制属性和成立时间的发行人中的异质性三个方面:（1）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存在负向影响。（2）注册制的实施能够促进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的负向影响。（3）异质性方面:当承销商分类评级较高时,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注册制能够促进该负向影响;当承销商分类评级较低时,不存在该效应。民营企业中,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的影响显著为负,核准制对该负向影响不存在调节效应,注册制能够促进该负向影响;国企中不存在该效应。企业成立时间长于20年时,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注册制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企业成立时间短于20年时,研究结论相反。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1）从声誉角度出发,承销商应该注意对承销项目的合格性筛选,减少对IPO企业的过度包装。（2）稳中有序推行注册制改革,同时健全资本市场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3）加强证券公司分类评级的制度建设,强化分类评级的市场监管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现有文献多从宏微观角度探讨影响IPO抑价的各种因素,单独从声誉机制角度去考察与研究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相对较少。（2）我国注册制于2019年6月才正式开始试点实行,目前关于我国注册制实施后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影响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与探究不同制度背景下,承销商声誉机制对于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差异所在,为政策制定者构建我国承销商声誉机制、规范承销商竞争行为等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依据。（3）本文在研究发行制度、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相关影响关系的基础上,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证券公司分类评级、不同发行人所有制属性以及不同发行人企业年限中存在的异质性,本文的异质性检验在现有文献中未找到类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