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逐渐成为市场主体争夺的对象,数据隐私保护与市场竞争的联系引发了反垄断法的关注。本文通过对隐私、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不同含义区分,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更适合使用数据隐私一词。数据隐私由反垄断法保护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理论上,以数据隐私保护作为质量竞争的重要维度,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所涵盖。但是基于数据隐私本身的特点,消费者面临信息的不对称、认知的局限性以及隐私悖论等问题,致使反垄断法难以提供可行的救济措施。实践中,国外多个涉及到数据隐私的反垄断法案例最终由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律所调整,但是2017年Facebook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的案件由反垄断法规制,可见已经出现了此种趋势。因此,本文对反垄断法保护数据隐私呈支持的观点。由反垄断法对数据隐私保护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据隐私保护与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相一致。将消费者利益纳入反垄断法并且予以直接保护,才更符合消费者在平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次,数据隐私保护水平的高低是评价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判断标准,应将数据隐私保护作为质量因素纳入反垄断法消费者的利益范畴;最后,数据保护立法对数据隐私的保护存在局限性。“知情—同意”原则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确保个人享有实质上的选择自由,同时垄断企业导致个人选择受限,有损对自身数据和隐私的控制和利用。数据隐私进行反垄断法保护虽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反垄断法如何保障则存在难题。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因数据隐私的难以量化使得界定相关市场较为困难;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以营业额作为申报标准,但是特殊盈利模式下的数据驱动型行业在衡量营业额时体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同时,各部门法之间对数据隐私的保护难以协调,缺乏数据隐私反垄断法保护的界限则会导致反垄断法面临被“泛化”的质疑。此外,当反垄断法保护数据隐私利益与竞争和创新等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价值平衡是应当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首先在个案中分析互联网企业对数据隐私保护水平的高低,同时以数据隐私为基准创新量化工具以解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界定的问题。针对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将营业额与交易额和用户数量相结合作为申报的判断标准;其次,数据保护立法和反垄断立法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互相补充,在侵权诉讼救济不足的情况下,反垄断法通过规制市场竞争行为实现保护数据隐私的目的;最后,应当对数据隐私与创新和竞争给予同等的重视,考虑反垄断和数据隐私中各自利益的重要性,相互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