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的大背景下,全球政府为实现其宏观目标普遍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不断出台各项政策助力经济复苏,在克服市场自发调节功能弊端上成效显著。随着时间推移,副作用开始显现,政策的频繁变更给微观个体带来了不确定性的预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改变主体的行为与市场表现,众多微观主体的行为又会反之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主体影响在学术界与实务界收到愈发增长的关注。作为企业运营核心的管理层,也因公司制下委托代理问题而受到广泛研究。本文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下公司管理层权力的立足点,研究目标是对外部不确定性于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判断该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实证分析管理层权力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的,在得到不确定性对公司绩效的冲击方向后,再分析管理层权力倾向于是“削弱”还是“恶化”负面作用,或是其他影响方式。本文选择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样本期从2011年至2020年共19年,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权力对该影响的交互作用。数据选取以托宾Q作为公司绩效的反映,托宾Q分子反映了当前市值情况涵盖了市场对企业业绩和整体价值的判断,是企业业绩表现,未来增长性的良好指标。以两职兼任、股份集中度和总经理任期三个单一虚拟变量构成管理层权力的综合变量,进行混合OLS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控制行业、地区和年份效应,同时进行混合OLS回归对比分析截面统计表现。根据实证部分的结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冲击方向为负,并且数值较大,不确定性上升一个标准差,平均造成上市公司托宾Q下降约0.39。同时高管理层权力显著削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负面作用,不确定性上升一个标准差时,高管理层权力公司相较于低管理层权力公司,能避免托宾Q值0.27的下降幅度。企业产权性质系数均为负数,国有企业托宾Q值平均要低于非国有企业,但该系数只在截面分析中1%水平显著,在个体固定效应中显著且系数绝对值较低。由于样本中存在样本期内产权性质变更的公司,因此在模型方程中放入该指标,两种模型的产权性质系数差异,表明一家公司产权性质变更前后的绩效影响差异,要弱于或者不明显于两家天然产权性质不同的公司间产权的绩效影响差异,可能因为当一家公司发生产权性质转变后,但公司的很多其他方面仍保留有之前产权性质的特征,并反映到经济模型中,而且发生产权性质变更的样本观测在总样本中占比较小,因此产权性质的影响在个体分析上表现不佳。衡量企业规模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负,符合托宾Q的定义。企业资产负债率系数在截面1%水平显著为负,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不显著。营收同比增长率在两种模型中均5%以上水平显著为正,体现业绩对公司市场表现的正面作用。反映股权集中程度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Big10系数仅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1%水平上显著为负,在混合OLS模型中不显著,并且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下股权进行高度集中对公司绩效不良影响相较截面更深。公司治理指标方面,独立董事占比在截面分析中5%水平上显著,但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截面层面回归显著表明整体样本引入独立董事改善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公司绩效的表现,但在个体固定效应层面,独立董事比例背后的所代表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治理风格在每家公司样本期内较为稳定,单纯的独立董事指标在个体样本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代表性不强,因此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应当重视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外部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会通过多方渠道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并且个体层面的不利冲击往往在整体层面被低估。经济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关注政策变更带来的经济体不利影响,这是政策变更的成本。公司治理方面,管理层高权力削弱外部冲击,体现了当今公司制股权普遍分散下,管理层权力为公司经营带来的稳定性的效果,为企业政策指令的制定实施保驾护航。同时呼吁企业关注管理者选拔机制,选贤任能,优秀的管理层能力在应对企业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公司股权分散不代表管理层也应相互掣肘,为具备管理才能的管理层提供足够的权力能提高公司应对外部调整的战略灵活度,最终反映到企业绩效和市场表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