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兼官现象始自先秦时期,自诞生伊始便带有分别名位和职能的特性。金朝是以女真人为统治核心所建立的政权,在金初战事频仍的国情催化下,本是汉式职官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兼官现象在金太祖起兵之初便已出现,其实质上带有深刻的“女真旧俗”烙印。金朝的中央职官制度在太宗末年至熙宗初年间迅速向中原汉式的职官制度发生转变,虽已呈现出汉式的面貌,但其背后的女真因素仍未尽褪其色。无论是金太祖将军事性官职授予诸勃极烈作为他们所兼任的官职,还是金末宰执官员乃至六部尚书出任地方行省,中央文官长贰这一群体的兼官现象不仅贯穿于金源一朝的始终,还深刻地反映出金代职官制度的内在脉络。从金太祖起兵之初的特殊宰执——诸勃极烈到后来正式的尚书省宰执,都是掌握金朝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集团,金朝宰执通过兼任其他官职来扩大其权力范围,其兼官类型可具体分为常规兼官和特殊兼官两种。六部尚书是分掌金朝中央行政事务的长官,其兼官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朝的政治特色,金初六部尚书的兼官情况带有深刻的民族烙印,且反映出金初六部体制发展尚不完善。在官制汉化改革逐渐完成和内部局势趋于稳定后,金代六部尚书的职权实现正常化,此时的金代六部尚书兼官现象可分为“量才而授”和“品职分立”两大类型。“量才而授”的兼官现象还可再细分为“官职执掌取向”和“官员素质取向”两种;“品职分立”的兼官现象则体现出金中后期部分尚书职事官的“品位化”趋向。与六部尚书相比,金代六部侍郎兼官可以用“必择正人”和“文辞典丽”来概括,即十分重视官员的个人品行和文化素养,这实际上反映出六部侍郎、尚书在执掌重心上存在明显差异和明确分工。金代的御史台、大宗正府、宣徽院是金朝政府中十分重要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的长贰都是国家重臣,此类官员所兼任的官职主要为三师、三公、东宫官以及翰林院的官职等。金代的中央文官长贰兼官体现出中央汉制与女真旧俗胶革混合的特点,对于金朝政府和官员都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