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两性关系中,那些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且被认作不正当而难以公开的两性关系被称为“私情”。“私情”自古至今都是人类两性文明演进史中重要的组成。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两性私情成为宗法秩序下难以相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秩序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对两性之间交往的建构与规范伴随着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演进而进行,“私情”的内涵及规制、防范措施具有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下的时代烙印。宋代社会是儒家意识形态进一步重振、礼教进一步下移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亦是从国家到社会对不正当两性关系更为关注与警惕的历史阶段。有宋一代,一方面由于礼教观念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有限,礼教观念与人欲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在相当多数的宋人身上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受生存环境、生活需求及习惯风俗条件的影响,因而两性之间不拘于“礼”的私情仍会在合适的氛围下不时出现,并广泛地分布在农民、商人、士人、僧道、军士、宗室、奴婢及胥吏等阶层。就整体面貌而言,呈现出分布广泛、层出叠见的历史特点。不同阶层、群体下的私情现象出现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其中不仅与受礼教观念影响的深浅有关,亦与所处的生活环境、职业背景及个人品行等因素有关。宋代两性关系相关的礼法要求与规定与两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生活状态相差甚远。《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两部法律皆系探讨宋代立法者规制私情行为的依据律文。对同一具体行为的规制,《庆元条法事类》相较于《宋刑统》中所出现的变化折射出宋代社会阶级结构变动以及家族主义进一步强化的客观事实。在对已然发露且依法进入司法审判流程的私情奸罪的审判中,宋代司法官员对私情行为的具体审判与宋律具体成文规定存有相当距离,很多时候并不会据法而判,“屈法”或“逾法”论处的做法多有存在。宋代司法官员整体地表现出一种轻判的倾向,其中的缘由较为复杂,既有收道德教化目的之考量,亦有出于对某些特殊群体身份的顾忌。此外,宋代司法官员个人不欲理睬此类费时费力的犯罪案件的态度在其中也起到明显的影响。宋代司法官员对某些具体情形或是某些群体的通奸行为也偶有加重处罚的时候,像是对犯奸的僧人或是军妻,即使将其处死也会得到社会舆论某种程度的默许,其中体现出明显的惩戒意义。在皇权凌驾于司法领域的中国古代社会,皇帝的旨意对最终审判结果的走向也会起到一定影响。在对私奔、私定终身之事的司法审判中,司法官员对私定终身、私奔行为的态度是较为严厉的,不过在某些礼法观念本就淡薄的地区,统治者又有顺应当地风俗习惯的一面。宋代社会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链条中的一环,其私情现象的具体表现必然与其他朝代具有相似一面,但宋代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诸多因素又造成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面向。“私情”在不同阶层的具体表现与唐五代社会相较而言有所不同,社会上层的私情之事确有明显减少的趋向,而对于社会中下层而言,私情之频发与唐五代社会没有多少差异。另外,僧人情欲日渐敞开的形象尤为瞩目,其不顾教规戒律、放纵情欲的淫僧、色僧形象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描,基本奠定了明清社会中的情欲横流的僧人形象。宋代社会舆论对两性私情的态度留有一定的宽容余地,往往表现出灵活权变、见形施宜的一面,并不似明清社会将之视为“洪水猛兽”那般。私情现象在宋代的主要存在形态除了对情欲予以纾解的一面外,在部分地区、民众中更像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或是为了获取生活乐趣,或是为了借此以营生。宋代从国法到家规有关规制两性私情的内容与其他朝代相比有着不尽相同的一面,其中又折射出宋代历史变迁的众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