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薪酬激励契约并不完善,在职消费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当前的在职消费已远超合理范畴,管理层利用控制权攫取个人私利行为成为侵占公司利益的逐利手段,导致代理成本的持续攀升。这一行为不仅严重侵害股东的利益,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影响资本市场有序运转,扰乱社会风气。纵观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各种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效应。但此类研究大多建立在管理者同质的隐含假设之下,忽略了高管个人特征差异的影响。高层梯队理论的相关研究大多揭示了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高管行为的影响,鲜有学者关注管理者心理或人格方面的特征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而过度自信作为一种非理性心理,值得特别关注。此外,企业所处的客观环境通过影响管理层对相关信息的认知与理解,使在职消费呈现出差异水平。但目前大多数文献主要围绕经济、政治等外部治理变量来探讨遏制在职消费的途径,较少文献从社会习惯、文化、风气环境等非正式制度探讨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反腐建设的推进促使廉洁环境日益浓厚,对高管徇私舞弊、权力寻租行为有遏制作用,廉洁环境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否对管理者心理因素所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基于此,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现状,检验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地区廉洁程度是否会对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并试图探讨地区廉洁程度对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在职消费关系的影响,旨在完善相关理论研究,为公司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与启示。研究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存在更高的在职消费;（2）地区廉洁程度更高的地区在职消费水平越低;（3）地区廉洁程度会对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在廉洁程度高的地区,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在职消费水平的作用较小,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在职消费水平的作用较大;（4）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对于非国有上市企业而言,国有上市企业中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在职消费的作用较小;相较于高管能力较小的企业,高管能力越大的企业中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越小;相较于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较小;“八项规定”的实施抑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在职消费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补充了高管在职消费的相关研究,拓展高管心理特征与非正式制度对在职消费影响的文献,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更深入透彻地看待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