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贿赂犯罪是典型的对向犯,是以二人以上相互对向行为构成的犯罪,双方行为存在交错合致的对向关系,一方行为的定罪要以另一方的行为为前提,当一方行为成立犯罪完成形态时,另一方行为也应当成立犯罪完成形态。但是作为异罪异刑的对向犯,行贿罪与受贿罪各自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分别定罪量刑。由于两罪犯罪构成要件并不相同,司法实践中会出现一方成立犯罪另一方不成立犯罪或者一方成立犯罪既遂另一方成立犯罪未遂的情况,此时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办理同对向犯理论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我国对向犯理论基本沿袭了德国、日本以及苏联刑法的相关理论,贿赂犯罪是否成立对向犯一直具有争议。在德、日、英、美以及我国的法律条文中,贿赂犯罪作为对向犯这一理论并无体现,并且在共同犯罪的相关条文中,无法得出贿赂犯罪双方属于共犯或者必要共犯的结论。基于对共同犯罪本质理解不同的完全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这三种理论进行分析,同样无法得出贿赂犯罪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因此本文主张,贿赂犯罪不成立共同犯罪,也不能成立作为必要共犯分支的对向犯,传统的对向犯理论不应当用于指导实践中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贿赂犯罪双方不成立对向犯,只是存在对向行为,行为之间具有交错合致的对向关系。实践中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应当从分析双方的对向行为入手,根据各自实行行为同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程度进行定罪量刑,当贿赂双方的对向行为出现偏差时,会出现一方成立犯罪既遂而另一方成立犯罪未遂的情况。传统的对向犯理论无法合理解释,贿赂犯罪单方成立犯罪或者双方的对向行为只有一方成立犯罪完成形态这些情况的出现。对向关系需要通过对向行为予以体现,当对向关系出现偏差时,事实上是对向行为出现偏差,因此贿赂犯罪双方的对向行为分析才是处理贿赂犯罪案件的关键。应当用对向行为理论指导实践,通过贿赂双方对向行为同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程度进行认定,才能得出主客观相统一的科学结论,更加科学合理地认定贿赂双方的犯罪完成形态,最终解决司法实践中贿赂犯罪的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