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云南省腾冲县跨境婚姻人群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晓情况、艾滋病感染现况、缅籍媳妇跨境前后社会网络状况以及中国籍丈夫跨境前后社会网络状况,分析该人群艾滋病脆弱性。为今后开展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防治提供基础资料,并为评价艾滋病防治措施和效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方法采取查阅文献、专家讨论、现场调研等方法确定调查地点,并开发调查问卷。在腾冲县18个乡镇821户跨境婚姻家庭中,以普查的方式,开展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同时,运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18个乡镇中抽取13个乡镇,对其跨境婚姻家庭缅籍媳妇、中国籍丈夫跨境前后个人社会网络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与腾冲县疾病控制中心及妇幼保健院合作,采用目前最常用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ELISA)，对腾冲县所有跨境婚姻人群进行HIV抗体检测。结果和发现(1)腾冲县跨境婚姻家庭暴露于艾滋病高风险当中,其感染率远远高于当地普通人群。其中,缅籍媳妇艾滋病感染率为2.0%,中国籍丈夫艾滋病感染率为1.4%,两者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2)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内源性脆弱程度高。首先,跨境婚姻人群作为社会边缘化人群的典型代表,社会学特征决定了其缺乏应对艾滋病的能力。跨境婚姻主要以事实婚姻为主,缺乏法律的保护。这部分人群文化程度低,45.1%的缅籍媳妇未接受过教育,超过一半的中国籍丈夫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且,年龄多集中在20-40岁之间,处于性活跃阶段。其次，艾滋病知晓率极低,超过五分之一的调查对象从未听说过艾滋病。且在知晓的人群中,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如“蚊子叮咬是否传染艾滋病”的错误认识率高达19.2%,母婴传播错误认识率达15.0%等。(3)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外源性脆弱增强。目前,大部分缅籍媳妇社会网络具有规模较小,低异质性、高趋同性的特点。这种网络结构十分不利于资源的摄取和网络成员之间的支持。与跨境前相比,目前缅籍媳妇社会网络所蕴含的社会资源减少,同时,社会支持主要途径也发生了改变。大部分中国籍丈夫社会网络同样具有规模小、异质性低、趋同性高、紧密度高等特点,也是一种相对脆弱的网络结构。但是,中国籍丈夫整体资源摄取能力优于缅籍媳妇,其不仅网络规模高于外来配偶,更为主要的是,网络中各阶层和文化程度的人群构成合理。此外,中国籍丈夫在缅甸期间的社会网络次于在中国的网络结构。(4)目前,缅籍媳妇社会网络规模影响因素有3个,分别是“是否认识汉字”、“丈夫社会网络规模”、“当地经济水平”。(5)在健康教育形式方面,80.1%的人群选择以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其次,44.3%认同乡村医生作为艾滋病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对于培训、讲座、文艺表演等方式,接受程度较低,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对策和建议针对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高风险性,以及应对能力缺乏的现况,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充分认识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防治的紧迫性；其次,意识到地域转变后,缅籍媳妇和中国籍丈夫艾滋病脆弱性增强；再次,针对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内源性脆弱,结合人群特征,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提高人群艾滋病知识、技能；最后,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扩大跨境婚姻人群社会交往人群规模、职业接触范围等,提高资源摄取能力,降低艾滋病外源性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