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汉魏六朝文体理论为研究对象。全文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汉魏六朝的文体论。文体论的发生，与五经的分类、图书的分类以及人们对典章制度的认识密切相关。五经中的“六辞”、“八体”，实为文体论之滥觞。“六义”的提出，表明人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文体意识。汉代的图书分类，促进了文体论的生成与发展。蔡邕的《独断》，首论君臣之八体，开文体论之先河。刘熙《释名》，解释了典艺中的多种文体，对文体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文笔的划分，标志了文体理论走向成熟。对诗、赋、骚的认识，构成了汉魏六朝文体论的重要内容。诗论的生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诗言志”、“情志合一”、“诗缘情”的发展历程；赋论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丽”、“诗赋欲丽”、“赋体物而浏亮”的三个关键步骤。“丽”的提出，曹丕的“诗赋欲丽”，萧统的“沉思”、“翰藻”、萧绎的“绮毅纷披”、“性灵摇荡”，最终确立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汉代对屈原人格和《离骚》的论争，使人们意识到《离骚》与《五经》的异同。为刘勰的《辨骚》、萧统《文选》的赋、骚分体奠定了基础。汉魏六朝文体论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文体论有浓郁的宗经色彩。人们普遍认为，五经为文章各体之源。其二，特别重视文体的分类。由粗略的划分，到精审的辨析，反映了人们对文体认识的深入。其三，文体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作家与批评家的合二为一，决定了文论的实践意义。文体论是创作论的基础。文体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写作实践。　　 第二部分，汉魏六朝的文体分类。刘歆、班固把诗赋与六艺分开，区分了诗赋与六艺的不同。蔡邕、刘熙又对当时应用文体以及经书文体进行了分类。曹丕、陆机开始对文章之体分类。挚虞、李充用选本对文章之体分类。任昉《文章缘起》，探寻每种文体的第一个作者文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文体的分类。刘勰吸取精华，弥补不足，开创了全面系统的文体理论。梳理各家对文体的分类，构成了这部分的主要内容。重点是刘勰的文体分类。　　 第三部分，《文选》的文体分类。在三十九体中，赋、诗两类，登采极严，编排精密，体现了萧统的思想标准和艺术要求。帝王之文选录篇目不多，但对文学选本的影响较大，应当给予关注。臣属之文，文学色彩不浓，因关乎时政，应用频繁，在此亦作讨论。哀悼之类，属于韵文，富有情感，文质彬彬，有可观之处，依选录次序，予以讨论。　　 第四部分，讨论文体理论与文学自觉的关系。文学的自觉，推动文体理论的发展与成熟。而文体理论的发展，又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由于自觉的标准不同，对文学自觉的断代很难统一。本文以刘勰的理论为依据，讨论文学的自觉与文体的自觉。曹丕“文气”说，重先天秉赋，刘勰、钟嵘才性说兼有后天努力。文气，才性决定文体风格，但选择适当的文体也很重要。辨体，在文体理论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文辞以体制为先”，被大家所公认。摹拟，是古代诗文写作中常见现象。摹拟古人，学习古人的文辞文意，有益于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摹拟重要，但只是手段，追求创新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才是目的。辨体、摹拟，并非外界强加，可视为文学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