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李佩甫发表小说开始,家族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他的小说创作历程。他在1985年发表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是新时期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家族小说。他在1999年出版的《羊的门》也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这部作品一经问世就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关注。他的家族小说往往以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诉诸浓郁的文化色调,还原了被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所遮蔽了的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同时在艺术上比较成功地融汇了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手法,呈现出开放的现实主义态势。对李佩甫小说的研究,现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类是研究李佩甫小说的乡土情结。第二类是对李佩甫小说作为官场小说进行研究。第三类就是对李佩甫对“国民性”的批判进行研究。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对李佩甫的家族小说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基于这一研究现状和李佩甫家族小说创作的成就,本文从家族小说的视角切入,对李佩甫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解读。本文所论的李佩甫的家族小说,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纯正的家族小说,作品的家族氛围,主题的家族特色,以及作品中家族框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系统。还有一类作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小说,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家族”作为一种结构作品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描写的基本对象。本文将其纳入讨论范围,是为了拓宽研究视野,以期对李佩甫家族题材小说的创作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李佩甫是在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繁荣的背景下进行他的家族小说创作的。李佩甫的家族小说属于社会历史型家族小说。他的小说通过对家族故事的叙述阐释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看法,揭示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家族生活的痼疾,以及家族的逐渐解体是“家国同构”一统历史的改变和社会转型的必然。李佩甫侧重在开掘豫中平原的“许”地文化,视角很少离开许地。李佩甫通过家族文化的背景追溯,分析了在受到家族文化影响下的广大的民众在思想、在行为上的特点。他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大都生活在中原大地的乡村世界里,由于闭塞的小农经济形式和血缘政治关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建国后的二、三十年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家族的生活方式。同时李佩甫的家族小说通过对中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方言读音等的研究来对家族文化的现实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李佩甫小说把家族中的人分为两大类来写,第一类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被统治的“羊”一样卑贱的逆来顺受者。他们是中原大地上最为庞大的群体,浓重的封建思想的残余仍深刻地保留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在他们身上,我们几乎感觉不到那种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识,更谈不上那种民主平等的现代意识观念。第二类是至高的“牧羊者”。这类人物大都是久掌政权的村支书或村长,他们吸收了很多历史积淀下来的生存智慧与权术韬略。官虽小,意无穷。他们代表了政府赋予的权力,左右着村人的命运。李佩甫家族小说创作表现出了家族文化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家族中族长的衰老、和叛逆者对家族的冲击表现了传统家族的不可继续。但家族的影响毕竟太深了,使得李佩甫理性上对家族批判的同时,在情感上对乡土家族依然存在着眷恋。同时李佩甫还受到男权中心主义的影响,他的笔下的多情女人爱男人爱得毫无条件,而男人往往因为一个更大的目标,抵制女人的诱惑。女人成了衬托男人成功的背景,女人只是“成功者”的一种衬托,而不是以一个平等者出现在“成功者”的生命中。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充分说明了作家意识中的男权中心意识。李佩甫通过他的小说描写了宗法家族影响下的中原乡村的生活特征和精神特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李佩甫的家族小说取得成就同时也存在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他在创作中表现出过多地关注人在历史中的表演,过多地纠缠于“关系”之中,家族文化、中原文化无形中束缚了李佩甫的手脚,限制了他的视野,固化了他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他的创作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干扰,影响了他向更高层次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