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以预防原则为基本原则,但是行政执法手段的预防存在行政失灵的问题,因而需要司法手段加以补足。现今,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大多关注于生态环境实际损害发生后进行补救性的修复、赔偿,没有充分体现风险预防的原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具有预防功能在学术界甚至尚存争议,进一步阻碍了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落实。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与以生态修复、金钱赔偿为目的的救济性诉讼在起诉程序、证明责任、归责原则等多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完全适用一般性规则难以实现预期效果。预防性诉讼作为环境执法的补充性手段,应当恪守行政优先的原则,能有行政手段解决的,司法手段应当居其次,因而有必要在诉讼前设置行政前置程序,由行政机关前行处理;在审理过程中,明确行政机关的诉讼参与权,同时法院不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加以审查。同时适当限缩适格诉讼主体的范围,仅赋予环保组织起诉权即可。预防性诉讼的核心在于“重大风险”的判定,因而要首先理清重大风险的基本概念,明确法院在诉讼中对于重大风险的唯一认定权。在证明责任上,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法性与否采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在预防性责任上,无过错责任仍应当是一般原则,但是有必要设置公平责任分担当事人的损失,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协调、统一,这也是法律公正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