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驶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轨道，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都亟待调整和重塑，而高铁作为一种新兴交通运输方式，由于载客量大、运行速度快、准点率高等特点，已成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重要标志，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优化等产生了长远影响。但长期以来高铁等“硬环境”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随着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关于高铁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不断丰富，但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高铁建设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上，只有少部分学者侧重于探究基础设施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若以“供给导向”为主线的高铁建设在释放出部分货运资源的同时，能兼顾效率与公平、拓展地区发展空间、降低区域发展差异，将对重塑未来空间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基于此，本文在高铁建设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借鉴中介效应模型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基于2008—2015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高铁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检验相关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高铁建设通过缓解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方式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高铁建设通过缓解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并不显著，表明高铁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更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全国范围流动；从区域差异看，高铁建设虽然可以缓解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状况，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高铁建设所带来的资本投入增加和节能减排效应，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加依赖于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从城市规模看，高铁建设给大中型城市带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但高铁建设所具有的“虹吸效应”不利于小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综合来看，高铁建设直接促进东部地区大中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在全国范围内却通过缓解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的方式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见高铁建设是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
　　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下，政府应科学统筹规划高铁网络布局、加快高铁站点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劳动力和资本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藉此实现高铁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