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到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社会隔离开始成为一种常态。人类的大部分社会生活从室外走向居室内,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这种大危机下的特殊状态,也让居室空间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阳台作为普通的居室空间的地位被各方社会行动者抬到了显要位置。这源于阳台在居室空间“即在室内,又在室外”的空间“阈限”结构特征,从古至今,这样的阈限性特征在错综复杂波云诡谲的人类社会关系之下表现着诸多的媒介化建构形式。而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媒介对家庭生活的强势介入,阳台空间与媒介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约翰·厄里等欧陆传媒学派的深度媒介化理论认为对社会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空间与媒介这种相互剥离分开的层面。在移动方法论下,不同的“媒介逻辑”正在悄然型构着社会空间。因此本研究将会主要关注在深度媒介化下的阳台阈限性的再生产,了解在疫情的特殊状态下,阈限性是如何被不同媒介所型构。综上,本研究以移动方法论下的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综合“疫情下的新闻图片报道”“春晚小品舞台”“武汉客厅抗疫展览”“社区媒介行动”四种媒介情境组成的“媒介剧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通过对疫情下代表性的阳台阈限性事件的梳理,发现媒介主要围绕“跨媒介文本流动”“媒介舞台化及集体行动呈现”“空间并置与联结权力”在三类对应事件下进行媒介化再生产。首先,在阈限性文本的跨媒介流动之中,围绕同一媒介文本在三类不同媒介环境有意地在塑造不同的阳台阈限性主题含义,从单一的兴趣驱动的窥探转变成了服务于家国文化、英雄城市的物质唤醒实物。其次,阳台阈限性充当戈夫曼笔下的舞台,并用媒介化视角对阳台政治表达这一舞台角色的塑造进行了讨论。媒介对他们进行了匿名化政治诉求、全面的权力监视与规训以及集体行动、他者文化的不同含义型塑。最后,春晚舞台和展厅环境中,媒介利用阳台阈限性,并置不同空间,施展媒介的连接性权力,并对处在空间中的其他行动者产生地位和含义的改变。疫情下阳台阈限性的媒介化再生产呈现着多种不同的样式,而且这种媒介化型塑对单一事件呈现出多种方向,不能把视野关注在单一媒介下的单一或多种事件,反之亦然。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不同媒介组合下阳台阈限性的含义和空间权力的变迁的分析,用来构建一种媒介与空间关系研究的新型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