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华北大平原的西侧，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全省的80%以上，平原面积不足20%，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耕地品质低下，致使很多农民终岁辛勤劳作，也收获歉薄。据学者研究，清朝山西旱地亩产高的可达到1石多，普遍为8——9斗、5——6斗，晋北高寒地和其它山区，多数3——4斗，也有1——2斗。总体而言，农业生产条件不如直隶、河南，产量亦较偏低。同时，受制于复杂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因素，清代山西交通不便，因此，外地粮食无法畅通流通，山西粮价颇高。可以说，清代山西民众生活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中。正因此，自然灾害给予山西很大的危害。据统计，清朝山西共出现三个灾害高峰期，分别在康熙朝、乾隆朝与光绪朝，频繁出现的各类自然灾害在对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与手工业带来巨大危害的同时，对人口也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造成了大量劳动力的缺失；其次，灾荒使人口品质趋于劣化，表现在身体素质与道德品质两方面；最后，灾荒致使女性成为被买卖的主要对象，虽然“男尊女卑”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女性本身具有的劳动价值才是其成为被买卖重点的根本所在。灾荒不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更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荒政无不重视，清朝亦不例外。荒政内容主要分为灾前、灾中、灾后三类：灾前包括备荒、劝民节约与查家业民口三项。备荒主要指常平仓、社仓、义仓的三仓建设，还有一时一地出现的恤儒仓与河南漕仓，政府在劝民节约事项上，一方面广发告示，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另一方面通过禁烧锅、禁赌博的措施落实“节约”之实；为避免办赈审户中出现冒滥、遗漏，规定在编查保甲时，按上中下三等注明各户家业情况，灾荒来临时，合之烟户册，则可避免上述弊端；灾中分为报灾、勘灾和放赈两等项。官府对于报灾、勘灾、放赈等有着详细明确的制度规定，在赈济过程中，官员也基本能按照规定办理赈务。但由于灾区实际情况的不同，因此，不拘泥于成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贯穿赈务始终。同时，由于仓粮储备不足，会对赈务不利，因此购买粮食，保证粮食供应也就成为一项重点工作。清朝山西地方政府通过选派商人购买、发放粮食的方法，保证赈务的顺利开展。采用这种方法，一面避免了因商人的逐利性而带来的灾区粮价无法迅速回落；另一方面，商人落实购买、运输、发放等全部事项，官府只负责出粮价与监督商人，极大地节约了行政成本；灾后主要包含减负、扶持与复垦。从政策层面上看，政府考虑的已颇为周到，但农民视田地为陷阱的现象不断出现，其原因主要在于，田赋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田赋制度建立，其中也包括荒政制度，所以政府首要考虑的是保证田赋收入。这使得荒政制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体现在灾后田赋蠲免额度有限、官员放弃申请减免田赋努力、里甲赔纳制度三方面。它们严重削弱了官方救灾的效果。正是由于荒政制度的缺陷，清代山西民众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以求规避灾荒带来的危害，主要包括：灾前——多元职业选择，不仅进行农业生产，也积极的经商、从事手工业。而在农业生产中，广泛种植经济作物，以求获得最大经济效益；通过商业流通，获得土地、牲畜、生产工具以保证生产的顺利开展；民间积极开展植树造林与森林保护，起到保持水土、减少灾害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河水、泉水、洪水、井灌的利用，保障农业生产；灾中，富民通过平粜、工赈等手段帮助贫民抵御灾荒；灾后，富民通过贷给籽种、帮民代完田赋等措施助灾民发展生产。伴随着时代变化，一种新型民间救灾方式——义赈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在组织、募捐等方面更为可为有效、透明，极大地弥补了官方的财力不足，但究其本质而言，与政府一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救灾体系中的思路是一致的。虽然官方与民间采取多重方式避灾、救灾，但民众并未能从灾难中完全脱离，因此向神灵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各地也出现了大量祠庙。此类敬天听天的行为，并非被动的听之由之，其中包含有强调人事作为与道德修养的双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