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信息化、智能化设备已经完全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机构,商业组织和个人也在刻意地收集、储存、处理、传输利用着人们的信息数据。数字化网络时代的个人信息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隐患,近年来,公众信息遭到各种主体侵害的案例层出不穷。大数据时代,如何平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在充分总结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情况的基础上,对近期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权利的典型案件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依然存在着立法数量较少、保护范围过于笼统、效力层级较低等问题,尤其是在面对公权力主体的侵害时,我们现有的保护体系已经无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给予充分有效的保障,因此本文提出将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升到宪法层面。因为宪法作为根本法可以为个人信息提供更加系统全面的保护,体现出对人格尊严价值的肯定。不仅可以有效地对抗公权力,还能发挥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为其他部门法的立法提供指引。从域外法视角来看,从宪法层面构建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已经是域外法律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通用做法。德国和欧盟都确立了个人信息权利在基本法中的地位,进而对个人信息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保护;美国则凭借其发达的隐私权理论,宪法上的隐私权为基础来对公共领域和非公领域进行分别规制。域外国家的做法对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都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具体论证方面,我国宪法第33条人权条款和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为个人信息进入宪法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和解释空间。本文提出应当以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作为个人信息权益的权利基础,并且另辟蹊径,以《民法典》人格权编为论证视角,对《宪法》第38条进行解释。《民法典》作为全国人大订立的国家基本法律,体现着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因此《民法典》的文本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民法典》在人格权编里列入的有关公民信息权利保护的规定,与《宪法》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形成了清晰的上下位法关系,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第6章对公民信息权利的规定实际上构成了对《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立法解释,明晰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包含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条文之中,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也是基本人权,必须与其它基本权利同等保护。本文最后结合时代潮流和我国现状,对我国个人信息的宪法保护提出建议。首先应当强化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以此为基础完善相关立法,对公权力主体进行专门立法,对私主体采取分领域立法的方式,同时重视对企业的引导和监督,还要平衡好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的的关系,也要关注国际资本对我国公民信息权利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