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就业市场回归家庭生活。尽管回归家庭给女性带来大量负面问题,然而为什么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放弃劳动参与选择回归家庭呢?基于这一困惑,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化理论视角,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全职主妇为访谈对象,深入探究“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女性,在受到结构要素作用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利用、应对、塑造结构要素”这一核心问题,从而为理解女性回归家庭提供新的解释,并为未来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改善呈现女性的声音,研究发现:第一,城镇女性回归家庭的行为选择是结构制约下的“有限选择”。结构的制约体现在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于女性个人对照顾者身份的认同,在无形中规范了她们以家庭为主的行为选择;中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家庭的性别权利结构方面,主要为丈夫的影响。宏观层面主要表现在市场规则、社会文化以及儿童照顾体制等社会制度性因素对女性的制约。在种种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女性选择离职回归家庭通常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形态。第二,作为行动的个体,城镇女性不是被动的承受结构的约束,她们会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资源再生产自己的行为模式,并通过反思性监控来使自己的行为理性化。她们有效整合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并努力拓展社会网络,以此形成自己的行为逻辑。第三,从个体与结构互动的角度来看,女性回归家庭的行动虽然受到结构的指导和制约,但是她们向内寻求自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无形中巩固了既有的社会性别化分工,以及性别化和市场化的儿童照顾体制,这事实上又反过来成为结构中的一部分,继续对女性发挥着影响。这类群体的行动也为我们反思“家庭—市场”二元悖论下女性困境及其突破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