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中西碰撞、古今递嬗,传统文化陷入困境、西方文明开始自我反思的特定时代,又同时秉有社会关怀与个体关怀、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怀,并由此掮负着刷新国民精神以强国与扬趣乐生以度人的双重使命的梁启超,为了民族的命运,也为了整个人类的福祉,在兼取中西文明之长而矫中西文明之弊、把现代生存凸现出来的外向开拓与传统文化追寻的内在心灵之自得融汇为一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乐”(读1è)的品格打并入“为”(读wéi)的人生行程、贯通诗意与求知尽责之实存生活的、洋溢着奋求热情与注重生命和谐发展的中道生活智慧的趣味人格建构和趣味生活理想,标举出其独标一格的趣味论诗性人生观。本论文以梁启超的趣味论思想为研究主题,试图挖掘出其独特内涵和启示意义。论文首先围绕趣味是什么的问题而展开论述。“趣味”这个被用得极为泛滥的词,在梁启超那里,却起着思想特色标识的作用,不仅是包蕴着艺术本质论、艺术功能论、美感本质论、美感效应论、审美价值论等多层面美学思考的美学范畴,更被提升为严肃的人生哲学范畴,其内涵丰富而深刻。一、趣味是艺术的本质与功用。趣味是情趣,且是乐趣。通过对趣味性表征的情感性和愉悦性的强调,梁启超揭示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是一种基于“情”与“美”的独特的自主性审美活动,它以情感性打动人心,以审美性愉悦人心,充沛的情感、愉悦的美感,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艺术经验的本质。趣味不仅是对艺术的审美本质界定,还是对艺术的价值与功能规定。梁氏认为,艺术不是以直接承担认知、伦理和社会功能之“用”而是以提供生活趣味的“无用之大用”为其根本价值,从而有益于人生并与社会发生微妙的联系的。梁启超的艺术趣味观体现的是对艺术自身特性及其人生功能的内在关联,是对“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统一,是艺术本质论与艺术价值论的合一。二、趣味是一切审美经验即美感的特质。在梁氏笔下,趣味几乎成为美感的借语,趣味代表着美感的内核。梁启超以趣味范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关于美感的重要见解:1、对美感快感特性的凸显。美感通过快感来确证自己,而趣味的有无也正是以感觉愉快的出场与否为标志的,梁氏以趣味表述美感,揭示了美感悦人的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2、对美感快感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涵括。梁启超认识到,美感虽必然地是某种享受和满足即快感,但这快感却是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它并不等于、也不局限于单纯的喜悦高兴,更令人销魂的,往往是比诙谐、欢乐复杂得多的情感上的激动和满足,它可能是痛而后快或又痛又快的复杂情绪,可能是包涵人心深处的悲喜哀乐等多种情感因素的综合情感。而“趣味”恰好就是一个既以享受性为基质又比愉快指涉范围广的范畴。3、对美感超功利的精神自由特性的表征。梁启超说趣味的特点和条件是“无所为(读wèi)”。趣味体现生命内在的欲求,具有非功利强迫的自愿性、自由性。故梁氏以趣味论美感,无疑揭示了美感的实质——自由。梁启超以趣味揭示艺术和审美的性质和价值,旨在把这特性和价值推广到人类的整个实存生活领域,他对趣味的意涵阐释和意义设定,最终也落脚于人生领域,放在人生哲学的思想背景下而得以完成。三、趣味是生活的动力与价值。梁氏指出,生命即活动与创造,人类活动与创造又以心理能量作为驱动力,而趣味正是乐于创造而不厌倦的自由的心灵冲动,故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同时,心乐之趣味还赋予生活以价值。梁氏认为乐体现出生活的魅力与价值,而趣味正是乐,这乐使做事和生活本身成为享受并由此成就人生幸福。因此,趣味才是理想的生存方式,它不应只是生活诸多体验中的一种体验,而应该是生活的本体性体验,其实质是:所想和所做的统一,行动和价值的统一。梁启超高扬趣味,将之推崇到人生信仰和生活本体地位的高度,把它发展为“趣味主义”。“趣味主义”就是以趣味为人类生活之根本的人生观,它把从艺术、审美和生活中偶尔经验到的短暂的趣味体验,延续、扩展、弥漫为一种持久的、内涵人生觉解的人生态度,从而使创造着、实践着的生活本身有滋有味、富有魅力,成为人生的价值所在。可见,梁启超不但通过趣味范畴揭示了艺术和审美的真谛,还通过它揭示了生活的真谛。从逻辑上看,梁氏对趣味意涵的理解,呈现出从艺术到审美到人生不断开放扩大的逐渐广义化特点,而从根本上言,他对趣味的阐释,则总是以人生为归结点,而这人生,又应是与审美、艺术、诗意内在贯通的人生。可以说,通过“趣味”,梁启超表达了艺术、审美、人生三位一体的美学构想。既然趣味对于人生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生活的动力和价值所在,那么,接下来的重要问题则是:如何建构趣味人生?梁启超指出的实现趣味人生的路径是:情感陶养,境界提升,事上落实。趣味的人生意义是基于情感的人生意义之上的,情感说是梁启超趣味主义诗性人生观的重要理论支撑。梁启超根据人生而立论,把情感特质与生命特质相联系来解读情感,指出情感是天下最神圣的力量和宇宙间一大秘密,它不仅是直接促成人类动作的内在热力,是生活的原动力,且以难以普遍理性规范的本能自发性与个体独特性而深入生命的隐秘、微妙、不可思议之处,以从本能向超本能、从现实向理想、从个体向超个体提升的力量和对内与外、情与理的维系,而成为能直入到“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进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进合为一”的“生命之奥”——生命的融通与超迈之境——的“关门”。趣味就首先是一种情感,情感是趣味的条件、构成和实质。但是,并非凡情感都是趣味。趣味其实是最具行为驱动力量和内外融通功能,并因之使人生充满意义和愉悦、使生活显得合理的情感,它区别于一般情感的突出特点,被梁启超表述为:兴味心与责任心的统一。责任心能引发、扩展人生兴味,能使趣味持久,这是兴味与责任统一的必要性,而责任与兴味都以自己为立足点,都是生命内在要求的东西,这又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兴味心与责任心的牵手结缡,体现于行为是“乐意做”与“理应做”的统一,体现于事业即为“敬业”与“乐业”的统一,表现在人际、天人之际的关系上则是尽己性、尽人性与尽物性的统一,表现为不断活动进取着的人生过程就是个人创造与社会进化及宇宙创化的合一。可见,有责任心的趣味其实就是美善合一、情理合一、内外合一、人我合一、物我合一的高层次情感,这样的趣味才是趣味主义认可的能把趣味贯彻到底的圆满的趣味,它需要通过情感陶养来达成。由于情感性是趣味的首要的、基本的性质,情感的浓寡、高卑,决定着趣味的有无和完满与否,梁启超把以立趣为目的的趣味教育,落实为情感教育。而艺术是人类情感秘密的最佳诠解方式,艺术的本质和作用是趣味,因此,情感教育又被引向艺术教育。梁氏认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艺术以对情感表现的尽曲尽微尽妙及形式之美,具有非同寻常的移情效应,是涵养情趣的“法宝”。艺术品的移情效果又取决于艺术家的情感素质和表情技能,艺术家当然就成了情感教育的重要承担者。艺术家应自觉意识到责任很重,并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承担起责任:一是把“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二是“用美妙的技术”把优美情感表现出来。梁启超以娱情性的艺术教育为情感教育的中心环节,表明情感教育的方式特色,是顺而导的积极引导,而非逆而抑的消极压制。梁氏走的不是压抑、舍弃感性的超脱之路,而是畅发、利导感性冲动的尽性之途,他倡导畅情引趣、提情正趣、扩情广趣的情育方式。这自由畅发且得其正的、其内涵和活动空间都被拓展了的情感,是超越了私忧烦恼的、真挚纯正充实博大的情感,即被梁启超称为“仁者不忧”的情感。而“仁者不忧”,则已经不仅是一种情感,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了。达成此境界,乃是“最高的情感教育”。“仁者不忧”,就是因得着“仁”的人生观而达成的、超越成败得失与忧患疑惧、对整个生活保持乐观态度的趣味化心灵状态。关于此心灵状态,梁启超认为,它是一种境界,因为它是内外合一、物我合一之感,内与外、物与我的合一,正是人类理想的心灵境界;同时,这种境界的心灵特征是“自得”,而且是“无入而不自得”。梁启超是以自得来表征趣味生活境界的特点的,他的自得观以传统的自得说为重要理论平台,蕴含着深厚的孔门精神和宋明学背景。在古人那里,自得是学道的最佳方式与最终目的,它的最高意义乃是工夫所至的一种精神境界,即不累于外物而自由无碍的、如鸢飞鱼跃般自然而活脱的、浑然与物同体、其浩无涯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梁启超就首先是从自得包含人性超越、生机畅达和精神自由的境界论意义上来解说趣味的,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释了趣味境界的“自得”气象:趣味境界是摆脱一切利害束缚而欣然无累、洒落自由地做事的生活境界;趣味境界是意志自由而昂扬、心灵自主而活泼的人生境界;趣味境界是把内与外、我与物一齐穿纽的人生乐境。不但在洒落怡然、自由活泼的精神旨趣上,趣味境界与传统境界论意义上的自得是相通的,而且,趣味境界的获致,也有赖于传统方法论意义上的自得,即得之于己,而得之于己就是自得于心。梁启超提出,一切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由于心理“先结构”的不同,具有不同价值心境的主体,面对同样的外境,可感受到迥异的意义体验。梁氏由此指明,人心拥有不随外境转移的能动性,能挣脱刺激—反映的机械必然的因果链条的束缚,这就为人不为物役、摆脱受外境牵动的被动生存状态而进入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提供了可能性。作为境界,趣味是心之主动营造;作为自由的境界,它是清明而不为物蔽、广大而能超越之心所造。梁启超吸纳了传统自得思想主张从心性涵养入手的观点,其趣味修养论要求立内在自由的心上工夫,尤其是心的以下两个方面的超越性觉解。一是,“宇宙未济”:心超成败之忧而得趣。对此,梁启超给出了逐层导进的三个层面的解说。首先,破“成”。梁氏习惯于以六十四易卦始于“乾”而以“未济”终为据,从宇宙演化的无极性来透悟以有涯入无涯的个体生命“无成”、“不可”的终极境遇,以达到对成的执著的彻底超脱。其次,立“为(读wéi)”。既然人生“无成”,人又该在何种意义上去做事、去生活呢?在破“成”之后,梁启超又在超乎个体成败之外的意义上立“为”。一方面,梁氏以开放的历史视野和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在长时期、广范围的历史发展的复杂运行关系中寻找对看似失败的人生活动作出积极评价的依据,他通过接通当前失败与未来成功、此地作为与他处受益、个体付出与社会进步、人生的有限努力与宇宙的无限演进的方式,来确立起有限的因而可视为失败的人生活动的积极价值和无限意义;同时,他又指明,活动乃人的自性、天性,是人的内在需要,由此把外在性的实践活动和内在性的自性贯通起来,为内外合拍的趣味人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梁启超标举自由之“为”即趣味活动。人生活动从必求其成的功利计较中解脱出来,就把做事的自由大大解放了,人生就可以且应该顺着“心之所不能已”而自由做事,即趣味化地活动与生活。二是,“人类无我”:心超得失之忧而生趣。超越得失之忧的关键在破私心、破“我执”,这就要求首先从慧上解悟、明了“无我”之理。梁启超主要借助佛典义谛来晓以“无我”之理,他指出,“诸行无常”的佛理说明“我”处于刻刻变迁的状态,而没有固定的实体;“因缘和合”的佛理又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的,“我”并不能独存。在道理上通晓“无我”观之后,则要将之带入感性实践,转化为实际的体验。在由“知”及“行”、使“无我”的心灵体验实有诸己的努力上,梁氏则更多地沿承了儒家“扩”和“推”的修养观。在梁启超看来,达及“无我”的感性修养路径呈现为以个人身为起点,以世界、天下为极量的扩充轨迹,首先濬启、发动最切近的“亲亲”之情,以求“同情心”之觉醒,然后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人类及自然,最终达到与宇宙融通而为一的宏阔而自由的超拔境界。达及“无我”境界的人,其精神畅通于宇宙大生命,其内心无所局限,获得了免除得失之忧的精神自由感、悦乐感。总之,通过慧心的觉解,破除对“成”、对“我”的痴迷和妄执,使活动的价值被锁定在活动本身,主体就能在活动、生活过程本身而非活动、生活的结果中享受到乐趣,就拥有了一种坦荡荡的、乐而不忧的趣味胸怀,一种长久稳定的趣味心理结构,无论成败、得失,生活的兴致都永不衰减。“仁者不忧”的趣味精神境界,是人生趣味化的内在根据,它贯彻、落实到生活实践中,便表现为:超狭隘功利而自由地活动、自由地生活,即“无所为(读wèi)而为(读wéi)”,这才是趣味主义的最终目标和趣味的最后完成。生活是过程,人生本是“为”着的、不断做事的人生,因此,趣味的牛活表达,趣味的现实载体,是动态的活动,是富有意趣的自由活动。这自由活动不仪仪局限于自然与艺术欣赏,而广涉包括教育、学问乃至一切劳作的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不同于形象直观的趣味鉴赏的“及物”性,梁启超理解的作为活动动力的趣味以“涉事”为特点。梁启超把劳作、职业列为趣味首项对象,并指出,人本有好劳作、以劳作为趣的天性——“创造冲动”,活动本身能够成为快乐的源泉而不只是求取功利的手段。活动、生活的理想展开即趣味化展开,就应该是顺着内在创造冲动而非功利勉强的“为活动而活动”、“为生活而生活”,其实质是,使奔波忙碌、创造着功利的、事务性的同常生活,在超功利的自由愉悦的心境中展开。趣味作为生活,是不拒绝也不可能拒绝功利的。梁启超所倡导的与生活合一的趣味,其实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功利性:它是勤奋开拓、积极有为的生活;是应答强旺的意欲、满足正当高级之追求的生活;是尽职尽责的、具有社会乃至宇宙大功利的生活。同时,作为趣味的生活,又以“无所为(读wèi)”的超功利为品格:它是不受物欲牵制的自由生活;是不汲汲于成与得、故不畏惧败与失而能自由做事的洒然自得之生活。功利和超功利、有所为(读wéi)和无所为(读wèi)、工作和享受不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梁启超就在趣味人生中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了。他用以统一的理论根据和哲学基础是:渗透着柏格森的直觉创化论精神的、以“仁”为核心观念的人生观。此人生观主要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对功利与超功利的连接与融合:把“为”的动力同生命的创化本性而不是成或得的功利目的相联系;把对个人功利的超越和对社会、宇宙创化尽责的大功利相沟通。对功利和超功利的融汇,使得梁启超的趣味生活观,区别于众多消费性、娱乐性、把玩性、闲适性的趣味主义,而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它把趣味从艺术和审美领域推向求真、向善的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把趣味的体验方式从“观”推广到作为生活常态、作为人生主旋律的“行”中,使审美的自由超越性与人生的现实作为统一起来,使诗意之乐成为实在生活本身的品格,而不只是似乎与劳碌的生活本身无缘的、附加于生活之上的装点。围绕着功利与超功利的融汇,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论实现了对生活诸因素的多重双向整合:事功与超越的兼备,创造与享受的同一,工作与休闲的一体,活动与意愿的合拍,义务与情趣的统一,责任与兴味的融合,物质与精神的调和,个体与群体的骈进。这种种调和,落实为个体活动着的具体生活,就集中地表现为行动与价值的合一、快乐与奋进的同在。可以说,“调适”,是梁启超趣味论的思维特色和精神实质,也是其独特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以“为”为状态、以超功利的自由之“乐”为品格的趣味人生论,既激励起民族危难、国家衰困之际的国民以做事本身为乐、受挫败也不馁丧的精神,又予他们以心灵安顿:既具有刷新民族精神、改造国民心理以改进社会、振兴国运的时代意义,又体现出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关怀。它是兼具时代性与未来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人文理想,内寓着前瞻性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并启示了一条向着人的存在整体性的回归之路,它关于工作与兴味、行动与意义的一体化主张,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与欲望的膨胀、生产活动的机械化以及人的才性的市场化而导致行为异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尤具无上的价值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