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政府会计正被广泛关注：各国际组织纷纷出台建议的政府会计准则或最佳做法，诸多外国政府也正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国的政府会计模式和改革途径，国际、国内学者都在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考察。本文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第一部分是第一、二、三章，讨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从外部因素来看，政府会计改革的研究背景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二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立单位委员会推出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及《国际公立单位会计准则》；三是国际政府会计比较研究会的成立。其研究意义在于有效的政府会计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从内部因素来看，是因为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先回顾了我国政府会计的历史沿革：创立与初步形成时期(1950—1957)、调整与变动时期(1958一1978)、从集中走向分散时期(1978—1993)。制度框架的形成时期(1993—2001)、国际化改革的启动(2001一)，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改革特点。接下来分析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大主体会计构成；是预算的附属；实行收付实现制的核算基础；核算要素与预算分类高度一致；政府财务报告主要提供给本级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而我国现行政府会计体系的局限性在于：核算内容不完整；核算结果不准确；会计报告信息不规范；滞后于会计实务和国际惯例。 第二部分是第四章，讨论了政府会计改革的理论基础，将其放在整个公共部门改革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层层推进逐渐细化。首先分析了公共管理理念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古典管理理论时期、多元化理论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时期。然后分析公共财务管理的三种模式(传统模式、NPM模式、治理模式)，这三种财务管理模式的产生背景与角色定位不同，导致了其中预算、会计、审计的角色定位存在差异。最后分析政府会计的两种模式。就当前国际实践而言，政府会计目标在于评价公共受托责任，由于对公共受托责任界定的不同导致了政府会计的模式 x 和模式 Y，这两种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预算与会计是隶属关系还是相对独立关系。 在这种思路下，认为我国进行政府会计改革首先要明确政府会计目标，而政府会计目标的确定要放在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与公共财务管理体系改革的大环境中统盘考虑，必须与公共管理改革与公共财务管理体系改革的目标与步伐相一致。进而提出我国政府会计的短期目标是完善模式x；长期目标是向模式Y转变，增强政府会计的独立性。 第三部分是第五、六、七章，分析了我国整个政府会计体系建立的目标模式，在具体设计中参考了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立单位委员会的建议及美国的做法等等。第五章分析了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基础，这是改革的主线之一。先比较了各核算基础的计量重点和会计要素，从理论上分析了核算基础与政府会计目标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了国际实践的基本情况，并在完全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中选取了新西兰和英国两个范例、在正在进行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国家中选取了美国、在尚未开展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国家中选取了德国进行个案分析，从公共行政制度五大关键特征的角度比较其改革诱因差异，并总结它们经验教训的共性。最后对我国采用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进行可行性分析。 由于权责发生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是否采用权责发生制已不成问题，关键是采用何种程度的权责发生制，所以第六章作为上一章的扩展，具体分析了权责发生制的不同程度在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五个政府会计核算要素的体现，并与我国现状进行比较。在分析五要素时，着重探讨了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与权责发生制企业会计有重大差异的方面，如税收收入、或有负债、税式支出、转移支付等。 第七章讨论了政府会计改革的另一主线，即政府整体财务报告。首先详细分析了谁是政府财务信息的使用者、他们需要怎样的信息，并与客观上政府财务报告所能提供的信息及我国实际提供的信息进行比较。然后以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报告模式为范例，与我国现状进行对照，并提出我国的改革方向。一是分析了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从政府会计的不同模式出发讨论了其确认方式和边界，并在报告主体的各层次上分别介绍了美国和我国的情况，认为要统一我国政府会计制度，以一级政府为报告主体，不再区分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二是分析了政府财务报告的体系构成，分别从基本构成、主要报表、其他补充材料方面进行比较，特别是在主要报表方面，认为美国是互为补充的“双重”报表，而我国是互相隔离的两套报表。我国尤其缺少的是政府层面的财务报表。 第四部分是第八章，首先详细介绍了权变模型及其拓展，具体包括：权变模型、修正权变模型、动态权变模型、新分散权变模型、财务管理改革进程模型(FMR模型)、公共管理改革模型(PMR 模型)、其他修正模型。接下来采用FMR模型具体分析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运行环境，认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有利因素比较多，但也存在一些瓶颈和障碍，如政府治理模式缺乏“制衡机制”，“预算管理”的约束效应仅仅属于“软约束”，会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偏低，国家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源于行政部门及其成员的阻力等等。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大方向是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趋近，但具体步骤会选择“多步走”模式。对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进程，可以考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揭示和防范风险”相关的项目进行权责发生制核算或补充披露；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与“促进管理和效率”相关的项目进行权责发生制核算和补充披露，并提供政府层面的财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