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时期的科举改革在中国科举史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一方面体现在其改动幅度之大,以至一度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而代之以学校升贡取士的方式；另一方面体现在其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次科举改革不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是在儒家政治理想的指导所进行的；再一方面,改革前关于科举改革的议论也是很有价值的,很多科举制的关键问题都在这次议论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和讨论。这次科举改革中的议论从其所关注的问题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改进措施来看,在很大程度是唐代相关议论的延续。而这次科举改革则是针对北宋科举制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发的,其实际上是未能付诸实践的庆历新政中的科举改革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同时,这次改革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也是与自北宋中期以来出现的儒学复兴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的。可以说,儒学的复兴是此次以儒家理想为指导原则的科举改革所能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内在原因。此次科举改革前的议论对学校取士与考试取士的关系、荐举制与科举制的关系、考试中诗赋与经义的关系等问题都作出了颇为充分的探讨。其改革措施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科目设置上取消诸科,仅保留进士科,并设置新科明法；其二是发展、完善学校的建制,最终在徽宗朝以学校升贡取代了科举考试。但是从改革实践的情况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弊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这主要是由于此次科举改革更多的是从应然状态出发,这就使其不可避免的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特征,从而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同时,以经义为考试内容的做法在客观对日后八股文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次代表了儒家政治理想的改革作为北宋复古改制的实践,由于理想主义的特征,其最终失败的结局可以说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