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渎职行为的查处是刑法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渎职犯罪越发频繁,徇私型渎职罪也逐渐引起立法者的重视。由于公权力具有权威性和支配性,一旦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带有“徇私”,往往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因此,需要对徇私型渎职罪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对立法完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徇私型渎职罪的概述,主要包括徇私型渎职罪的概念和范畴、立法现状及认定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徇私型渎职罪的概念问题,通过分析不同学者对“渎职罪”的概念界定,找出他们在“主体特殊性、行为职务性及结果危害性”三方面的共同点,在解释“徇私”具体含义基础上,将徇私型渎职罪的概念界定在“渎职罪”这一大类罪概念内涵之中。具体的范畴则根据“徇私”在法条中的地位不同分为三种。立法现状主要包括三个时期:1979年刑法的相关规定,1979年刑法制定后至1997年刑法制定颁布实施前这段时期的各种司法解释和补充规定,1997年刑法的相关规定及后来的刑法修正案中涉及的对徇私型渎职罪的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明确了立法中存在的诸如徇私情节的立法定位不明确、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存在矛盾等问题,接着以数据及典型案例的形式分析了司法适用中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即受贿罪与徇私型渎职罪竞合时裁判结果不同,司法适用不统一。第二部分对徇私型渎职罪中容易引起争议的“徇私”要件进行解读,具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徇私”的定位,有构成要件说和非构成要件说两种主张。其次对“徇私”的性质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徇私行为说”、“徇私目的说”、“徇私动机说”和“徇私复合说”几种观点。最后是“徇私”的范围,主要讨论“徇私”是否包含徇情,是否包含徇单位之私。这些理论学说的不同也反映出立法对“徇私”的规定并不明确,对“徇私”的不同理解引发了关于徇私型渎职罪与其他罪竞合时如何处理的问题。第三部分对徇私型渎职罪中涉及的罪数问题进行探析。文章结合具体罪名之间的竞合,讨论了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与徇私型渎职罪竞合时的主要争议观点。在结构安排上,首先分析了罪数评价的一般原则问题,探讨罪数评价的基准,指出评价的基准不应该囿于一种学说,针对具体案件事实的不同在罪数评价的过程中根据评价对象的差异,借鉴有助于评价工作顺利推进的其他学说;重申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全面评价原则的内涵,同时指出此二原则并非排斥矛盾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相互补充。其次讨论滥用职权罪与特殊的徇私型渎职罪的竞合问题。滥用职权罪中规定的“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表明立法者坚持法条竞合关系的态度,并分析了主张非法条竞合关系的学者之理由不成立的原因。最后分析了受贿罪与徇私型渎职罪的竞合问题,主张以“职务属性说”的观点界定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认为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属于“法律拟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分析了认定牵连关系的合理性。第四部分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针对有关“徇私”相关争议的讨论,建议将“徇私”作为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的动机来理解,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动机能够成为构成要件;“徇私”也应该包括“徇情”及“徇单位之私”。对“徇私”的认定问题,提出坚持重客观证据轻主观口供,将“故意犯罪”的认定前置,着重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并坚持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针对罪数认定问题,提出罪名认定应该统一,滥用职权罪与特殊的徇私型渎职罪竞合应按照法条竞合的原则处理,在适用具体的徇私型渎职罪不能实现罪刑均衡时可有限适用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与徇私型渎职罪的竞合应按照牵连犯择一重罪从重处理,体现“徇私”的特别之处。